金泳和李鶴軒商議，交給阿合馬的條陳中詳細介紹了大漢的財稅政策，著重講了貨幣製度，讓阿合馬知道，保證隨時足額收兌紙幣、放出金銀貴金屬，是建立紙幣信用的前提，這個道理很簡單，不能自由、足額兌換金銀的紙幣，跟廢紙有什麼區別？並不因為蓋了朝廷戶部的大紅印章，一張紙就變成了黃金白銀。
事實上，早在商品經濟極度發達的宋朝，人們就比威尼斯人荷蘭人猶太人這些後世最精明的銀行家，更早發現了紙幣發行的基本準則，寧宗、理宗等朝，都曾用銅錢、銀子大規模收兌發出的紙幣會子；並且規定百姓納稅，能交一半的會子——這和現金銀收兌紙幣起同等作用。
但到了“燦爛輝煌”的大元皇朝，蒙古貴族和掌管財政的色目大臣，從來不是把發行貨幣當作國家長期穩定的財政政策，而是搞竭澤而漁的一錘子買賣：無限量發行紙幣，盡量用紙幣從民間收兌金銀、銅錢、絲綢、糧食，能刮多少刮多少，不管修建宮殿、籌集大軍糧餉還是賞賜蒙古那顏，朝廷隻要沒錢，就嘩啦啦的印了紙幣，到民間換東西。
沒過多久，老百姓就不認中統鈔了，這玩意形同廢紙，各地官員卻把彎刀架到他們脖子上，逼迫百姓收下廢紙，同時搶走他們的財產——直到現在，百姓們都學會了如何藏匿自己那點可憐的銅錢、糧食，並且不斷有稅務官、色目總管莫名其妙的在下鄉征稅途中被割斷了脖子，蒙元朝廷才在大漢金鈔通行全國的刺激下，想起了恢複貨幣信用的問題。
馬可.波羅曾經讚譽阿合馬為“全蒙古帝國最聰明，懂得一切財物會計方法的首席財務大臣”，他當然明白保證兌付，對於貨幣信用的決定性作用，可中統鈔如此之爛，首期新幣隻怕要一比一的準備金——顯然，老百姓在拿到鈔票的第一時刻就會把它兌換掉，到哪兒弄這麼大一筆金銀呢？
金泳的第二個條陳上，就是準備金的來源問題。江南的富商大族，隻要及時投靠了蒙元，或者抱上了留夢炎、範文虎等漢奸的粗腿，在宋元交兵時就沒受什麼損害，反而因為賣身投敵，得到了異族賜給的“儒戶”身份，得以減免賦稅。
江南富庶，淮揚鹽業、江西茶葉、景德鎮瓷器、蘇杭絲綢，都是天下最賺錢的行當，正好忽必烈以南人治南人，多任漢官治江南，大元朝的吏治，又為有史以來的最壞，戰事一結束，富商們就和官員沉瀣一氣上下其手，不知道撈了多少金銀。
反正豬羊養肥了是要殺掉吃肉的，大元朝養的這群豬，也肥得該殺了，金泳建議阿合馬以整肅吏治為名，把贓官、富商的家產一網打盡，就有了相當大的一筆本金。
當然，這筆本金還不足以讓中統鈔恢複信用，之後當在江南和漢國臨近各城開貿易，從漢國買來玻璃、白酒、紅糖、呢絨等商品，運到朝廷控製的漠北各部族販賣，再收購羊毛、堿麵、活牛羊、礦石等貨物經京杭大運河南下，轉手賣給漢國，一來一回就能賺上三倍的利潤。
“大漢不是和我們大元互為敵國，連日征戰不休嗎？他們會和我們公開貿易？”當時，阿合馬曾經提出這個問題。
“大漢皇帝暗弱，惟知工商牟利，國中綱常倒懸、商人權大，區區和李公子在漢國，頗有些門道……”
金泳的解釋，讓阿合馬打消了一切疑慮，早聽人傳說漢皇為人寬厚，國中商人地位極高，若李公子和金先生在漢國勢力極大，公開通商也不算什麼稀奇。他以己度人，覺得若自己在漢國經商，也斷斷不會為了所謂的國仇，放棄大賺一筆的機會。
在阿合馬、盧世榮這兩個沒有羞恥、沒有民族、沒有氣節的人眼中，所有的商人都和他們一樣，可以為了錢財拋棄自己的國家和民族，他們甚至認為這是理所當然，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事情。
於是，盧世榮下江南的第二個步驟開始了，他大批任用色目商人接替江南富商的貿易地位，並通過各種渠道和大漢聯係，希望在交通便利的臨安開雙邊貿易，同時承諾絕對保證漢商的人身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