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元府龍州縣廟子埡鎮衙門裏，鎮長許書平正伏在一張光板白木的桌子上寫寫畫畫，這座小小的衙門陳設極其簡單，卻無一不是有用的東西：
正堂公案後麵懸著“憲法欽定，依法辦事”的條幅，提醒公座上的官員也提醒前來辦事的百姓，大漢皇帝欽定的憲法至高無上，官吏若敢自恃權力而踐踏法律，必將受到嚴懲。
條幅底下的公案、公座用無漆白木製作，象征“天地神明不可欺（漆）”，而且並非像曆朝曆代的衙門那樣設在高高的石階上，而是與地麵相平，進衙門辦事的百姓，對官員們是平視而不是仰視。
大堂兩側，破天荒的設立了兩排座位，不管是司法審判時旁聽的人員，還是到此辦事、等候的百姓，都可以坐在上麵休息。
除此之外，隻有公座背後一部大書櫃，裝著用印刷術大量印製、散發著油墨清香的大漢帝國各種法律、各種政策文件，這些都可以供百姓自由查閱，官吏們的行為是否合乎法律和政策的規定，當時就一目了然。
大堂之上，就是這麼些東西，簡單，有用為準則。
大漢帝國史無前例的把政權機構延伸到了鄉鎮，發達的本土經濟、海外殖民地的貴金屬采掘和遠達東非沿岸的海上絲綢之路，源源不斷的稅賦收入充實了國庫，也供養了一個空前高效的行政體係，若論效率的高低，或許隻有以嚴刑苛法聞名後世的秦朝堪可比擬，但在規模上也無法望大漢帝國之項背。
當然，光有錢還不行，但楚風非常幸運的來到了宋末，故宋三百餘年科舉取士培養了龐大的士人群體，保守估計以百萬人計，而北元以弓馬取天下，數十年不開科取士，聽到大漢招考官員的消息，窮困潦倒、走投無路的士人們幾乎像過江之鯽一樣蜂擁而至，以最大的熱情投入大漢的懷抱。
儒門弟子的終極理想是“為帝王師”，而不是“為帝王”，和最高權力合作是曆代儒門的現實選擇，後世的明太祖朱元璋以八股文取士，沒人說半個不字，現在的楚風用新儒學和大漢法律取士，士人們自然要主動去讀《四書新解》、《五經新編》和《大漢欽定憲法》。
有錢、有人，楚風很快就有了他所希望構建的政權體係，庶政官員們緊隨著漢軍北伐的腳步，把這一體係建立在所有的光複區。
七品以上，要麼任用故宋時期有清名的官員，如文天祥、鄭思肖、曾淵子等等，要麼以琉球、臨安政法學院畢業生充任，或者科舉考出的進士直接任用，或者舉人經學院培訓除授；七品以下基層官吏，則三分之一選用本地賢良包括地方上的起義抗元領袖，三分之一留給漢軍傷病退役中下級官兵，三分之一給科舉出身的秀才。
唐朝時候，科舉一科取士不過數十人，到百餘人已是極多；故宋朝喜養士，也不過數百人；大漢帝國的行政機構延伸到鄉鎮，遠比唐、宋規模龐大，臨安科場一年取士數千，還在四川、荊湖、閩廣、中原等地新開“恩科”，讓士人們就近考試、就近做官，免得長途往來耽誤時間，以便盡快建立完善基層政權。
除了臨安的“正科”，閩廣、荊湖等地的“恩科”，另外還有沿海各地開的“番科”——番科不是錄用番人，而是取會番語、了解番事夷情的人，充實到南洋總督府、北洋總督府，分派高麗、日本、呂宋、三佛齊、占城等國事務。
乖乖不得了，大漢皇帝如此重士，各地讀書人都是感恩戴德：大宋朝已是深仁厚澤到前所未有的了，可一科不過數百人；大漢呢，每年各地加起來上萬！
食君之祿就得忠君之事，既然做了我大漢帝國的官，就得替皇上替百姓辦事，對昏官贓官貪官庸官楚風可不客氣，被諫議院、廉政局盯上的，一經查實該免職的免職，該治罪的治罪，罪大惡極的，殺頭！
這不，第三軍軍從成都平原出發，沿德陽、綿陽一路北進，經廣元取漢中入關陝，大軍過境地方事務也變得異常紛繁複雜，原籍四川重慶府、恩科取為從八品鎮長的許書平，就趴在桌子上寫了老半天的文件，累得腰也酸、眼也花。
“唉～漢官不好當，這大漢官家的五兩紋銀，也不好掙啊！”許書平站起身伸了個懶腰。
話雖如此，但五兩紋銀、或者五百塊錢，已能讓一家人生活得舒舒服服了，娘子穿上了綢緞衣裳，兒子不再整天嚷嚷著要吃肉——這小子肉都吃膩啦！
盡管大漢官員的錄取率比故宋高了幾十倍，可考上漢官還是很不容易的呢，別看小小從八品，也是個朝廷命官啊！
許書平非但不會感到厭煩，正相反，他還非常得意呢！
四川被蒙元屠戮極度慘烈，猶勝過淮揚、常州，說什麼十室九空、簡直是千裏無人煙！幸存者不是大山深處的山民，就是逃到合州釣魚城一帶，堅持到最後的人，基數就小、這裏麵讀過書的人就更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