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文章之病全在摹仿，即使逼肖古人，已非極詣，況遺其神理而得其皮毛者乎。且古人作文，時有利鈍，梁簡文《與湘東王書》雲：“今人有效謝樂康、裴鴻臚文者，學謝則不屆其精華，但得其冗長；師裴則蔑棄其所長，惟得其所短。”宋蘇子瞻雲：“今人學杜甫詩，得其粗俗而已。”金元裕之詩雲：“少陵自有連城壁，爭奈微之識賦硄。”文章一道，猶儒者之末事，乃欲如陸士衡所謂“謝朝華於已披，啟夕秀於未振”者，今且未見其人，進此而窺著述之林，益難之矣。
效《楚辭》者，必不如《楚辭》；效《七發》者，必不如《七發》。蓋其意中先有一人在前，既恐失之，而其筆力複不能自遂，此壽陵餘子學步邯鄲之說也。
洪氏《容齋隨筆》曰：“枚乘作《七發》，創意造端，麗辭腴旨，上薄騷些，故為可喜。其後繼之者如傅毅《七激》，張衡《七辯》，崔髎《七依》，馬融《七廣》，曹植《七啟》，王粲《七釋》，張協《七命》之類，規仿太切，了無新意。傅玄又集之，以為《七林》，使人讀未終篇，往往棄之幾格。柳子厚《晉問》乃用其體，而超然別立機抒、激越清壯，漢晉諸文士之弊於是一洗矣。東方朔《答客難》，自是文中傑出，揚雄擬之，為《解嘲》，尚有馳騁自得之妙，至於崔髎《達旨》，班固《賓戲》，張衡《應間》，皆章摹句寫，其病與《七林》同。及韓退之《進學解》出，於是一洗矣。”其言甚當，然此以辭之工拙論爾，若其意則總不能出於古人範圍之外也。
如楊雄擬《易》而作《太玄》，王莽依《周書》而作《大誥》，皆心勞而日拙者矣，《曲禮》之訓“毋剿說，毋雷同”，此古人立言之本。
文章繁簡
韓文公作《樊宗師墓銘》曰：“維古於辭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此極中今人之病。若宗師之文，則懲時人之失而又失之者也。作書須注，此自秦漢以前可耳；若今日作書而非注不可解，則是求簡而得繁，兩失之矣。子曰：“辭達而已矣。”
辭主乎達，不論其繁與簡也，繁簡之論興，而文亡矣，《史記》之繁處必勝於《漢書》之簡處，《新唐書》之簡也，不簡於事而簡於文，其所以病也。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此不須市見而意已明。“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嚐有顯者來。吾將瞷良人之所之也。’”“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悠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此必須重疊而情事乃盡，此孟子文章之妙。使人《新唐書》，於齊人則必曰：“其妻疑而瞷之”，於子產則必曰：“校人出而笑之”，兩言而已矣，是故辭主乎達，不主乎簡。劉器之曰：“《新唐書》敘事好簡略其辭，故其事多鬱而不明，此作史之病也。且文章豈有繁簡邪？昔人之論謂如風行水上，自然成文；若不出於自然，而有意於繁簡，則失之矣。當日《進〈新唐書〉表》雲：“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新唐書》所以不及古人者，其病正在此兩句上，《黃氏日鈔》言：“蘇子由《古史》改《史記》，多有不當。如《樗裏子傳》，《史記》曰：‘母，韓女也。樗裏子滑稽多智。’《古史》曰：‘母，韓女也，滑稽多智。’似以母為滑稽矣，然則‘樗裏子’三字其可省乎？《甘茂傳》，《史記》曰：‘甘茂者，下蔡人也。事下蔡史舉，學百家之說。’《古史》曰：‘下蔡史舉學百家之說。’似史舉自學百家矣，然則‘事’之一字其可省乎？以是知文不可以省字為工，字而可省，太史公省之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