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易法是宋神宗時期的一項重要立法。從熙寧三年(1070)陝西沿邊設市易務，至熙寧五年正式推行市易法，製定的時間長，遇到的阻力大。同時，宋神宗對市易法產生懷疑動搖，令權三司使曾布調查市易務的違法行為，引發變法新黨分裂和王安石罷相①。
對市易法前人已有諸多研究成果，但多關注其官營商業的利弊、經營效果和新舊黨爭的問題，有的已涉及市易法中官營借貸業的作用，或市易法與政府購買的關係。本人也曾對市易法賒貸收息的實施狀況作過研究②。在此，擬結合市易法基本條文，對其經營模式的內在矛盾再作研討。
一、贏利方式——從放貸收息到高利貸
熙寧三年初，同管勾秦鳳路經略機宜文字王韶言：“沿邊州郡，惟秦風一路與西蕃諸國連接，蕃中物貨四流而歸於我者，歲不知幾百千萬，而商旅之利盡歸民間。欲於本路置市易司，借官錢為本，稍籠商賈之利，即一歲之入亦不下一二十萬貫。”於是令王韶提舉秦州西路蕃部兼營田、市易。初置市易司於秦州(甘肅天水市)，後將市易司移於沿邊重鎮古渭寨(甘肅隴西縣)，撥錢三十萬貫作本。設置市易司前，“蕃商以行鋪賒物貨，多滯留耗失”，本地商戶采用延期付款方式與蕃商交易，蕃商不能及時收回貸款，回買茶絹等漢貨，雙方交易受到限製，政府也未獲交易之利。實施市易法後，“官為出錢市之，複令坐賈量出息，以賒價入官，蕃商既得早售，坐賈亦無所費，官又收息。”③蕃商可以及時收到貨款，本地商戶仍舊延期付款，雙方貿易更為便捷，“既足以懷來蕃部，又可收其贏以佐軍費”④。王韶市易法的基本方式是：蕃商物貨，由市易務收買，隨即將蕃貨賒給本地商戶，同時貨款也轉到本地商戶名下。形式上是市易務出錢買蕃貨，實質上是商戶貸款購得蕃貨。這樣，市易務出錢，成為本地商戶的債權方，本地商戶“無所費”即賒得蕃貨，官府則獲“收息”之利。由於市易務充當漢蕃交易中間人，市易務除獲取利息收益外，還收取交易費即牙錢。
熙寧四年，“置洮河安撫司，自古渭寨接青唐武勝軍，應招納蕃部、市易、募人營田等事，並令(王)韶主之。”⑤洮(甘肅甘臨潭縣)、河(臨夏縣)、武勝軍(臨兆縣)屬蕃族轄區，宋在沿邊城鎮設市易務，加強與諸蕃部族的聯係。熙寧五年七月，武勝軍正式納入宋之版圖，並設市易司。王安石說：“洮河東西，蕃漢集附，即武勝必為帥府。今日築城，恐不當小，若以目前功多難成，城大難守，且為一切之計，亦宜勿隳舊城，審處地勢，以待異時增廣。城成之後，想當分置市易務，為蕃巡檢，大作廨宇，募蕃漢有力人，假以官本，置坊列肆，使蕃漢官私兩利，則其守必易，其集附必速矣。”⑥古渭寨(熙寧五年五月升為通遠軍)“令坐賈量出息，以賒價入官”和武勝軍(熙寧五年十月改為熙州)“募漢蕃有力人，假以官本”，意義相同，均是賒貸官錢給商人，收取利息。
熙寧五年，魏繼宗建議實行市易法：“榷貨務自近歲以來，錢貨實多餘積，而典領之官但拘常製，不務以變易平均為事。宜假所積錢，別置常平市易司，擇通財之官以任其責，仍求良賈為之輔，使審知市物之貴賤，賤則少增價取之，令不至傷商；貴則少損價出之，令不至害民。出入不失其平，因得取餘息以給公上，則市物不至於騰踴，而開閣斂散之權不移於富民，商旅以通，黎民以遂，國用以足矣。”⑦魏繼宗建議以榷貨務錢貫為本，募“通財之官”和“良賈”操作，而官收“餘息”。於是，宋借鑒王韶的經驗，首先在東京開封推行市易法。《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百三十一熙寧五年三月丙午條載：
詔日：天下商旅物貨至京，多為兼並之家所困，往往折閱失業；至於行鋪稗販，亦為(較固)取利，至多窮窘。宜出內藏庫錢帛，選官於京師置市易務。商旅物貨滯於民而不售者，官為收買，隨抵擋物多少，均分賒請，立限納錢出息。其條約委三司本官詳定以聞。
市易務經營過程大致如下：撥內藏庫錢一百萬貫、京東路錢八十七萬貫，如不足，則以榷貨務茶鹽鈔引等充市易本錢。市易務根據行戶的需要，從客商收購物貨，再賒貸給行戶分銷。行戶以田宅金銀等為抵押，從市易務賒貸錢款或物貨，半年付息一分，一年二分，另納相當於利息10％的市例錢。市例錢用於吏祿開支。逾期不能還本付息，每月加罰息錢2％。行戶賒貸錢物的數量不得超過抵擋的價值，拖欠市易務本息不能償還者，其抵擋產業(房屋、田產等)就要被籍沒拍賣，一時賣不出去就先出租，以租抵欠。自籍家產日，與免罰息。拍賣收益超過所欠本息(包括罰息)的部分，退還給行戶。
王安石說：“市易之法，起於周之司市，漢之平輩，今以百萬緡之錢，權物價之輕重，以通商而貰之，令民以歲人數萬緡息。”⑧“貰”即出借、賒貸，將“官為收買”的物貨以本錢的形式賒貸給商人，收取利息，平抑物價，是市易法的主要功能。知彭州呂陶言：“國家置市易司，籠製百貨，歲出息錢不過二分，須以一年為率。蓋為今年支出官本一百萬貫，至年終要見息錢二十萬貫，即不是早買一百貫物，晚賣一百二十貫錢。”⑨市易務不是從商品交易中賺取差價贏利，而是以放貸方式獲取利息。雖然市易務也從事商品買賣，收買“滯於民而不售”的客商物貨，但都賒賣給了本地行戶。表麵上行戶賒買的是物貨，本質上賒貸了以物貨為載體的市易本錢。
市易務吸收不少商人參與市易務，使這些商人具有市易務官吏的身份，他們對市易務的本息負有責任，關心市易務買賣物貨的價格。如果行戶從市易務賒買的物貨不能以高於賒貸價格賣出，就不能獲得利潤。有的商品季節差價不大，“物價增減，難以定期，而一州、一縣價所增減，相去亦必不甚遠，則貨或積而難售”，行戶就有賠錢之虞，虧欠市易本息。市易務利用宋代科買物品時的時估上報製度，“每旬令一路州軍估定物價，報提舉司，提舉司報轄下州，州下所屬，榜募人出抵當或見錢”，賒買市易務物貨，並了解“州縣物價”，從地區差價中賺取利潤。這樣，“市易司收息至一分、至二分，令商人自賣，則官已收二分之息，而又有餘利以資販者。”⑩從市易務收入的計算方式和每年以所獲本息考核官吏看出，官府是以一個放貸者的身份介入商品流通的。市易務“每歲收息錢二分，市易官以收息之多，歲歲被賞”⑾，追求的是賒貸利益。官收二分年息，令商人自賣，是市易務贏利的基本方式。
熙寧七年，“詔：‘雜買務近支借錢一千三百五十緡，依條有息錢三百緡以下，今年息收一千七百餘緡，委根究市易務利害所根究施行。’其後乃雲，此本息共收數也。”⑿雜買務是負責購買宮廷日常消費物品的機構，原隸內東門司，熙寧五年改隸提舉市易務。市易務收息超過標準屬違法，要追究原因和責任。雜買務放貸1350緡，按息錢和市例錢22％計，應收息297緡，雜買務多收了數十緡，應是罰息或牙利收入。
市易息錢和市例錢有固定比率，市易官吏為擴大政績，重視征收“罰息”。市易法實施不久，就成立了“市易抵當所”，負責追討本息，處理商戶抵當事宜。隨著欠款和罰息的增加，市易法包含的高利貸色彩越來越濃重。
熙寧七年，市易法推行僅二年，罰息問題就引起宋神宗的關注，要王安石調查“百姓為貸市易抵擋所錢，多沒產及枷錮者”，“乃至無人可監守”⒀的情況是否屬實。熙寧九年(1076)，“詔：都提舉市易司，今日以前賒請過錢物，限外送納本息已足，其罰錢並與免放。本息未足者，更展半年，足日準此。諸路詔到日以前見欠罰錢人戶，亦準此。”⒁此後直到元祐元年(1086)市易法廢罷，每年都頒布減免市易罰息的詔令。罰息一直是導致貸款民戶破產的主要原因。
商戶虧欠市易本息越來越多，無法收回，市易賒請法難以為繼。元豐二年(1079)，“詔市易務罷立保賒錢法”⒂；三年，罷“賒請物貨舊法”⒃。對官吏的考核不再以收息多少衡量，而以追收多少欠款為標準。元豐四年底，宋政府在開封“新舊城內外置四抵當所，委官專管勾”⒄，擴大了抵當所的規模。市易法的賒貸規模大大萎縮，高利貸功能卻不斷擴展。抵當所利用罰息和拍賣抵當的收入，發放高利貸，“許以金帛質當見錢，月息一分”。抵當所監官以市易務官兼，“以歲終得息多寡為賞格”⒅。一個月後，將抵當法“行之畿縣”⒆，稱為“畿邑抵當之法”。六年初，抵當法推廣至京畿以外諸路，京東、京西，河北、河東、陝西“五路各借錢十萬緡，餘路各借五萬緡，充抵當本錢。”⒇七年，“詔：諸路提舉常平司存留一半見錢，以二分為市易抵當。”[21]市易抵當法脫離了取息二分的軌道，年息120％，成了不折不扣的“倍稱之息”。
宋神宗說：“朝廷市易法，本要平準百貨，蓋周官泉府之政。官失其職，一切賒貸，公私頗不便之。雖雲有收息之數，名存實亡。今已改用金銀、鈔帛抵貨(貸?)，最為善法。”[22]在“抵當之法”廣為推行後，賒貸收息名存實亡，市易務淪為主營高利貸的機構。元祐元年(1086)，監察禦史韓川上疏說：“臣伏以朝廷更市易之法，捐減所收息數，宿逋放釋殆盡。自罷賒賣以來，實用錢物交易，日人不過三百千，收一分之息，月得九百千。又未必滿一分也，慮貨之陳積，但及五厘，足以免罰，則亦出之，月息才四百五十千。”在京市易務抵當所利息、罰息日入三百貫，月入9000貫，如全部放貸，月息一分，可收900貫。元豐八年，罷州府縣鎮市易務，在京市易務隻有抵當所高額放貸的功能尚存，而“所收之息”不能支付吏祿“所費之半”。韓川“請於市易務監官監門內各留一員，及實用公人催納欠負外，結絕見在物貨，畫日更不收買。”於是，“詔罷在京市易務”[23]，廢除了市易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