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禧之後，隨著政局的變化，市易法時廢時興，但其通流物貨、平準物價的功能已基本．廢棄，高利取息的功效卻倍受青睞。徽宗崇寧二年(1103)，“詔：府界諸縣除萬戶及雖非萬戶而路居要緊去處，市易抵當已自設官置局外，其不及萬戶處、非衝要、並諸鎮有監官卻係商販要會處，依元豐條例，並置市易抵當，就委監當官兼領。”[24]元豐時市易務抵當所主要設在州府，而崇寧時抵當所擴大至萬戶以下的縣和設有監官的鎮，隻要是“商販要會處”，均設抵當所。抵當所成為市易務的主要機構。
南宋初建炎二年(1128)，“罷在京及諸路市易務，以其錢輸左藏庫，惟抵當庫仍舊。”[25]抵當庫已與市易法分離而獨立。紹興五年(1135)，泗、楚、濠、廬、嶽、潭州、壽春、建康府等地相繼設市易務，“本錢十萬緡已上，收息一倍，即與轉一官，仍減二年磨勘。虧折元本錢者，展二年磨勘。每萬緡收息錢三分已上，給五十千，官吏均給。折一分已上，仍與專副備償，其餘以是為差。”[26]六年，“詔：諸路常平司於管下客旅會聚州軍權置市易務，候事平日罷。”[27]南宋市易務收息已不限20％，收息越多，獎賞越重。除發放高利貸外，還直接經營茶、鹽等多種商品買賣，類似“回圖貿易”，性質已與熙寧市易法大相徑庭。
二、賒貸方式——結保賒請與抵保賒請法
都提舉市易司王居卿說：“市易之法有三，結保賒請，一也；契書金銀抵擋，二也；貿遷物貨，三也。”[28]前二條是放貸方式，屬贏利性經營。第三條是促進商貨通流，平抑物價。在理論上，貿遷物貨“出入不失其平”，從政府財政的視角分析，與常平倉法的功能類似，基本屬非贏種性經營。
“結保賒請”法適用於沒有抵當財產的賒貸者。“市易舊法，聽人賒錢，以田宅或金銀為抵當，無抵當者，三人相保則給之，皆出息十分之二，過期不輸息外，每月更罰錢百分之二。”[29]如是皇族宗室，則不需抵當，隻要“三人以上同保”，經大宗正司出具身份證明，就可獲得貸款。結保隻能得到小額賒貸，宗室賒貸額為“並息不得過兩月料錢之數”[30]，普通民戶的賒貸額更低。
最早施行“結保賒請”的是東京果子行。圍繞果子行商人“結保賒請”的問題，王安石與宋神宗產生了重大分歧。《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百四十熙寧五年十一月丁巳條載：
上謂王安石曰：“市易賣果實，審有之，即太繁細，令罷之如何?”安石曰：“市易司但以細民上為官司科買所困，下為兼並取息所苦，自投狀，乞借官錢出息，行倉法，供納官果實。自立法已來，販者比舊皆即得見錢，行人比舊官司、兼並所費十減八九，官中又得好果實供應。此皆逐人所供狀，及案驗事實如此……止是此等皆貧民，無抵擋，故本務差人，逐日收受合納官錢，初未嚐官賣果實也。”
從市易務賒貸的果子行人的都是無產業抵擋的貧下行戶，他們按照市易法的規定，借貸官錢，承擔利息，以現錢交易的形式購買客商果實。市易務對果子行戶與客商的交易進行監督，每日派胥吏收受牙錢。同時，果子行承擔供應官府果實，而免除行戶的科配。王安石強調市易務並未經營果子買賣，隻是將本錢借給果子行人，由果子行人直接與客商交易。所謂“販者比舊皆即得見錢”，是指果子行戶有了從市易務賒貸的本錢，不再拖欠客商的貨款。在市易務的支持下，果子行的貧下行戶占領了果子市場。樞密使文彥博針對這一情況上疏說：
臣近因赴相國寺行香，見市易務於禦街東廊置叉子數十間，前後積累果實，逐日差官就彼監賣，分取牙利。且瓜果之微，錐刀是競，竭澤專利，徒損大國之體，隻斂小民之怨。遺秉滯穗，寡婦何資?
禦街乃東京的繁華之所，隻有從市易務賒貸的果子行人才能在此營業，其營業額之大，足以排斥傳統的兼並勢力。文彥博因此攻擊市易法“官作賈區，公取牙利”，“斯乃壟斷之事”[31]。市易務每日“差官就彼監賣”，充當客商與果子行人的中間人，“公取牙利”。牙利一般為交易額的5％[32]，市易務牙人是官牙，牙利同市例錢一樣，作為市易務胥吏的俸祿支出，故王安石稱之為“合納官錢”。右司諫王覿說：“市易之患，被於天下，破民之產，而利皆歸於牙儈胥徒”[33]牙錢並未計人政府的財政收入，而由市易務支配，落人官員胥吏的腰包。
宋神宗看了文彥博的奏章，認為市易務買賣果子“太繁細”，“有傷國體”，故欲罷之。王安石說：“今設官監酒，一升亦賣；設官監商稅，一錢亦稅，豈非細碎?人不以為非者，習見故也……今為政，但當論所立法有害於人、物否，不當以其細而廢也。”“至於為國之體，摧兼並，收其贏餘，以興功利，以救艱厄，乃先王政事，不名為好利也。”經過王安石的勸解，宋神宗認識到官府買得果實“誠比舊極佳，行人亦極便”的優越性，不再追究市易務監賣果子事，但對市易務經營鎖碎物貨仍心存疑慮，故王安石說：“市易務如果子行人事，才立得七行，法如此類甚眾，但以陛下檢察太苛，故使臣畏縮，不敢經製。”[34]
對貧下行戶而言，結保賒請法是優惠政策，但市易務直接介入批零貿易，連木梳、芝麻、蔬菜等物也參與經營，壟斷牙利，“遣吏坐列販賣，與細民爭利，下至菜果油麵，駔儈所得，皆榷而奪之，使道路怨嗟，逮近羞笑，商旅不行，酒稅虧損。奪彼與此，得少失多。”[35]市易法改變了傳統的大商批發、小商零售的市場結構，於擾了正常的市場秩序，必然產生強迫客商、抑勒配賣等弊端。
契書金銀抵當法涉及到的民戶眾多，是市易法最重要的條款。宋代典賣、抵當要有保人，故此法也稱為“抵保賒請”法[36]。契書金銀抵當的對象分為二類，一是市易務的官吏，二是普通民戶。市易法規定：市易務監官、提舉官、勾當公事官“以地產為抵，官貸之錢”，市易務官對市易本錢負有保本付息的職責。市易務提舉官由朝廷委派，監官與勾當官募大商人充任。又規定“許召在京諸行鋪牙人充本務行人、牙人，內行人令供通已所有，或借他人產業金銀充抵當，五人以上充一保。”參與市易務的行人要有五人以上作保。非市易務的普通民戶，“以抵當物力多少，許令均分賒請”[37]，賒請額不得超過抵當價值。
抵保賒請的原則是保證本息的回收，但在執行中問題頗多。由於市易務以收息多寡為官吏賞罰標準，市易務為提高政績，以多收息錢為能事，故不斷有強迫、引誘民戶賒貸的事件發生。
參知政事馮京說：開封府祥符縣在民戶“緩急喪葬之日”貸給市易本錢，允許民戶以“銀絹、米麥”抵押，如此非法借貸有“七八種”[38]。《曆代名臣奏議》卷三百○三載呂大防的奏文雲：有的市易官吏“乘民之急，而掊刻無已，徒欲收贏取賞，而不顧事體之宜與法令之本意。誘陷無賴子弟以隳產者有之，予民者高其物估，以巧取息者有之。”市易錢本應貸給經商之人，像此類為多收息而不分對象發放的非商業貸款，必然演變為純粹的高利貸。有的民戶“抵產隻及一千貫，則與吏胥、鄰保計會，估為二千貫”[39]，增大了放貸風險。
市易務違法借貸的事例很多。熙州市易務提舉官汲逢，把市易本錢貸借給母親及其族人，且在帳籍上不登錄借貸人姓名，致使熙州市易務本錢12萬餘緡[40]無處追討。宗室及官吏借貸市易錢，經常拖欠不還，造成錢本流失。熙寧九年，詔令都提舉市易司“自今不得賒請錢貨與皇親及官員公人”[41]。
市易法實施前期，賒貸本錢逐年增加，至元豐元年達到高峰，為700萬貫。因商戶虧欠過多，大量本息無法收回，“積息罰愈滋，囚係督責，徒存虛數，實不可得。”元豐二年，都提舉市易司王居卿建議：“以田宅金帛抵當者，減其息；無抵當徒相保者，不複給。”於是，“詔市易司罷立保賒錢法”，有物力產業抵當且有營運者，所貸錢貫“毋過舊數三之一”，“並拘留契書，歲收息一分半”。賒請物貨也要“檢估本家物力，所請不得過所有之半”[42]。在結保賒請現錢法廢罷一年後，結保賒請物貨也基本廢止，規定放貸額為“通欠數不得過三百萬貫”。此時民戶虧欠市易息罰上百萬貫，賒錢法已經中止，則此年發放的市易本錢不足二百萬貫，且“惟聽舊戶請賒，以接濟在京行鋪之家”，維持舊欠行鋪的還貸能力，“其非舊請人戶，惟用抵擋、貿遷二法”[43]。市易法雖仍在推行，但優惠下等行戶的條款已完全廢棄，市易本錢也迅速萎縮，其贏利能力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