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易務賒貸的物貨或因質價不符，“物貨損惡”，或因脫離市場需求，“滯而不售”，或因市易務官吏抬高價格，“賤買貴賣”，都會給賒買者造成損失，最終造成商戶破產，賒貸本錢無法收回。蘇轍論述市易法之弊雲：
小民好利，類無逮見，爭取官債，以救目前，欺謾父兄，妄引抵當，期限既迫，逃竄無所。婦子離散，行路谘嗟，奈何為此陷井，誘而納之也?至於奸民巨賈，窺伺間隙，取利則多。或輸滯積不售之貨，以易見錢，或指殘破無用之屋，以賒實貨。巧智百出，難以具言。有司蒙蔽，指以為利。泉幣一散，汗漫難收。官之所藏，徒文具而已。[44]
左司諫王覿說：市易官吏為獲取酬獎，“恣為欺罔”，支錢在外，虧折不予登記，購進物貨，不計能否變買，“並先計息而取賞”，結果“物貨損惡，本錢虧損，則皆上下相蒙而不複根究。故朝廷有得息之虛名，而奸吏有冒賞之實弊也。”[45]
在元豐二年以前，市易官吏因收息達標年年得到酬獎，賒貸虧折、不能回籠的本錢，仍掛在帳上。到元豐二年都提舉市易司王居卿改革市易法時，錢本流失、民戶破產已到積重難返的境地，所以元豐三年王居卿建議五年內保持放貸二百萬不變，按20％的年息計算，五年後如收回本錢，再實施“賒借之法”。此後，抵保賒請一直處於勉強維持的低水平，直到五年後市易法廢除也未改觀。
三、理論與實踐的衝突——貿遷物貨法
貿遷物貨的含意是買賣物貨，使物貨通流，物價穩定。熙寧七年，當宋神宗聽說市易務“收買貨物，有違朝廷元立法本意”，而從王安石口中又難以了解真實情況時，夜下手劄，令市易務的上級長官——權三司使曾布調查，這就是在王安石變法中掀起巨大波瀾的“根究市易務違法案”。在調查中，魏繼宗說：“主者(指在京市易務提舉官呂喜問)多收息以幹賞，凡商旅所有，必賣於市易，或市肆所無，必買於市易。而本務率皆賤以買，貴以賣，廣收贏餘。”曾布對宋神宗說：“誠如此言，則是挾官府而為兼並之事也。”[46]市易務買賣應以自願為原則，“抑兼並”是為了平抑物價，故市易法也稱“平準法”。市易務壟斷市場違背了市易法。曾布在根究市易務違法案時，曾論及市易法的主旨：’
天下之財匱乏，良由貨不流通；貨不流通，由商賈不行；商賈不行，由兼並之徒巧為挫抑。故朝廷設市易司於京師，以售四方之貨，常低昂其價，使高於兼並之家，而低於倍蓰之直，而官不失二分之息，則商賈自然無滯矣。雖然，宮中非覬利也，特欲抑兼並耳，必也官無可買，官無可賣，即是兼並不敢侵謀，而市易之法行也。今呂嘉問提舉市易，乃差官於四方買物貨，集客旅，須候官中買足，方得交易。以息錢多寡為官吏殿最，故官吏牙人惟恐裒之不盡，而取息不夥，則是官中自為兼並，殊非置市易之本意也。[47]
市易法的主旨，是遇價賤增價買進，價貴則低價賣出。此價高低是與當時市價相比較而言，按市易法是“出入不失其平”，既不虧蝕本錢，也不謀求贏利。雖然市易務“售四方之貨”，但並不覬覦交易利潤，而是為了抑製兼並之家壟斷物價、侵謀細民。所謂“必也官無可買，官無可賣”，即是經過市易法調控，商貨通流、物價平穩，達到市易務不用再買賣物貨的理想境界。呂嘉問把市易務辦成“賤以買，貴以賣”的官營買賣機構，強迫客商把物貨賣給市易務，這樣，商戶隻能從市易務賒買物貨，從而擴大賒貸額，提高市易本錢的發放率，市易務可獲取更多的利息，此即“惟恐裒之不盡，而取息不夥”的含義。
市易務違法強買強賣是很普遍的。監楚州市易務王景彰“榷買商人物貨”，然後“立詭名糴之，白納息錢，謂之幹息”，即假借他人之名從市易務賒買，讓沒有賒買的人白出息錢。“又勒商販不得往他郡，多為留難，以沮抑之”。王景彰及“幹係官吏”因此受到處罰，“其違法所納息錢”退還原主。宋神宗還詔令杭州、廣州等市易務“勘會違法事，許令自首改正”[48]。《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百九十四元豐元年十一月乙酉條載：
詔：“聞熙河路商賈所至州軍，並市易司權買，令提舉成都府等路茶場司李稷體量。”後稷言：“熙、河、岷州、通遠軍等處商販匹帛等，經製司實令市易務拘買。”
成都市易務提舉官韓玠“以靈泉小縣收息增羨，遂督諸縣以靈泉為比，務令多得息錢。”要想多得息錢，就必須多籌措發放本錢，而不用關心該本錢是否投入商業營運。此類“以戶口比較息錢”固的方法，必然使市易法成為苛政。
市易務從事商品的賤買貴賣，其批零收入不歸國家財政，而由市易務官吏支配。市易務實現“賤買貴賣”的前提，是市易務官吏捷足先登，動用市易務本錢，從客商“賤買”物貨，再批發“貴賣”給本地商人零售。在此過程中，本應由“賤買”物貸的市易務官吏承擔的賒貸本息，全部轉嫁到零售商戶身上。零售商戶隻能從市易務批發物貨，可提高本錢發放率。隻有把本錢都貸出去，才能回收足額的利息。市易務官吏為了獲取批零差價，擴大賒貸額，轉嫁賒貸本息，強迫商戶“必買於市易”，使市易務成為“挾官府而為兼並”的市場壟斷機構。
市易務壟斷客商物貸，必然產生壓低價格以獲取壟斷利潤的弊端，而價格太低，客商不至，又會引起物價上漲，損害債務人和消費者的利益。例如：東京酒戶歲用糯米三十萬石，在京市易司“榷糴糯米，以貸酒戶收息，犯者聽人告，賞錢至三百千，米沒官。”客商以官糴價賤，不再販運。“又至(值?)歲儉，京師糯米價益高，本息錢厚”，酒戶難以承受，熙寧八年，“詔：酒戶貸市易司糯米，自去年中限至末限息錢並減半。”[50]減少息錢雖可減輕債務人負擔，但客商不至，米價高企，高價賒貸就不能消除。次年二月，提舉市易司“欲選官往出產處，預給錢，至秋成折納”[51]，意欲低價購買糯米，未獲成功，十一月即罷。酒戶高價賒貸糯米，增加了釀酒成本，酒價高，銷售不暢，造成酒戶無力還貸，最終會阻滯市易法的推行，這是市易務降低酒戶息錢和欲購買低價糯米的原因。
熙寧四年，“上批：‘零賣熟藥宜罷，恐太傷鄙細，四方觀望，有損國體。他事更有類此者，亦與指揮。’時太醫局賣熟藥，而市易司出錢買之，複使零賣，故降是詔。已而執政進呈不行。”[52]本來太醫局熟藥直接賣給藥行鋪戶，市易務卻把太醫局熟藥買下來，再以賒貸方式批發給行鋪戶。神宗欲罷市易務買熟藥，但在王安石等人的反對下，詔令未能頒行。市易務涉足了不少“細碎”商品的買賣，宋神宗對此大多持反對態度，而王安石卻縱容之。
總之，通流物貨、平抑物價是貿遷物貨法追求的理想境界，在實踐中，賤買貴賣雖屬違法，卻很難稽查，即使查明了也不可能禁止。強買強賣雖可稽查，也做過處理，但強買強賣與賤買貴賣如影隨形，難以禁止。市易務“賤買”的物貨如不轉賣給行鋪戶，賒貸本息就由市易務官吏承擔，這是強買強賣產生的原動力，並成為導致民戶破產的重要原因。元豐元年，“都提舉市易司請貨滯於本司者，聽臨時依時價轉易，如虧元直，即於每年比較樁留準備失陷錢豁除。從之。”[53]市易務如不強賣賒不出去的物貨，隻有上報朝廷，虧折本錢變賣，這種影響官吏政績的方式，市易務一般是不會采用的。
宋在沿邊州郡屯集有大批紬絹，作為糴買軍儲糧草的本錢。熙寧七年，“知大名府韓絳言：‘本路安撫司累歲封樁紬絹，或致陳腐，乞下轉運司用新綢絹或錢銀對易，或依市易法令民戶人抵出息，其餘經略安撫司封樁物亦乞依此。’從之。”[54]把即將“陳腐”的紬絹賒賣給民戶，不強製是做不到的。
債務人不能還本付息、造成錢本流失，在市易法實施之初就已產生，且越來越嚴重。然而，從熙寧五年到元豐二年，八年間在京市易務官卻年年因完成息錢、市例錢定額而受到酬獎，本錢流失似乎從未發生，也未產生任何影響。《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百七十七載：“中書言：‘市易務收息錢、市例錢總百三十三萬二千餘緡，法應酬獎。’詔：提舉官金部員外郎呂嘉問、太子中允吳安持各過一官，升一任，賜錢三百千，嘉問更減一年磨勘，監官以下等第推恩。”此為熙寧八年八月至熙寧九年七月收入之數，其間本錢為五百萬緡。《宋會要輯稿》食貨三七之二六載次年(熙寧九年八月至熙寧十年七月)“市易本息、市例錢帳，歲收緡錢七百三十九萬七千有奇”，其中“本五百八十七萬八千七百八十七貫七百三十五文，息一百四十三萬萬三百五十一貫四百一十二文，市例九萬七千九百九十二貫三百六十九文。”市易務官獲得酬獎的條件是：按市易本錢全額發放計算，息錢和市例錢收入不低於22％。從理論上說，市易本錢不可能全額發放，即使全額發放，本息也不會毫不流失，而這二年的市易息錢均多出應收數二十萬貫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