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市易法看.中國古代的官府商業和借貸資本
《錙銖編》三
王曾瑜
載《錙銖編》
在古代中國，商業資本和借貸資本流行了相當長的時期。秦漢時，著名史學家司馬遷說：“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①與農業和手工業比較，商業是贏利豐厚的產業，後代也大抵如此。贏利豐厚，自然使人們趨之若鶩，這是古代商業興盛的基本原因。
古代的商業和借貸資本大致可分三類：一是民間私人(包括寺院等)所有，二是官吏私人所有，三是官府所有。以上三類其實也是大致的區分，有時難免有互相混淆的情況。
例如宋時部分官員和機構有公使錢，即公用錢，正如王安石所說：“公使皆販賣。”②這固然可以說是官府商業資本。但又如《吹劍四錄》所載，南宋名臣陳俊卿(字應求)“知福州，親故遝至。公設會，置五百千於前，曰：‘有一聯，能對者即席奉送。三山出守，應求何以應其求。’獨一後生對雲：‘千裏重來，公使盡由公所使。…在公使錢實為私使錢的情況下，公使回易也未嚐不可說是官員私人的商業資本，或至少包括了官員私人商業資本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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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記》卷129《貨殖列傳》。
②《長編》卷224熙寧四年六月丙子。
關於王安石的市易法，梁庚堯教授在《台灣大學曆史係學報》第10、第11期的《市易法述》一文中，網羅了豐富的史料，作了詳密的論述。他認為：“市易法的頒行，原是為了解決宋神宗時代財政開支擴大的問題，由於王安石以義理財思想，使其在立法時表現出摧製兼並的外貌。然而社會政策隻是市易法陽宣的一麵，財政政策才是其陰伏的真正本質。”筆者個人完全同意上述結論。既有梁先生力作在前，本文便無須對市易法再作麵麵俱到的複述，隻擬就官府商業資本和借貸資本問題談一些看法。依筆者個人之淺見，這也許是今人認識和評價市易法的重要問題，甚至是核心問題。
中國古代官府商業和借貸資本，完全可以使用由來已久一詞。《國語·晉語》載，在春秋晉文公時，有“工商食官”的製度，韋昭注說：“工，百工；商，官賈也。”但具體情況已不知其詳。又《華陽國誌》卷3載，戰國秦惠王時，在成都“置鹽鐵市官”。漢代最有名的，自然是漢武帝時的均輸、平準和王莽的五均、六筅之政。馬端臨在《文獻通考》卷20《市糴考·均輸、市易、和買》中，追溯了王安石均輸法和市易法的曆史淵源，表明了他獨到的非凡史識，他說：
按均輸、市易皆建議於熙寧之初，然均輸卒不能行，市易雖行之，而卒不見其利，何也?
蓋均輸之說始於桑弘羊，均輸之事備於劉晏。二子所為，雖非知道者所許，然其才亦有過人者。蓋以其陰籠商販之利，潛製輕重之權，未嚐廣置官屬，峻立刑法，為抑勒禁製之舉。迨其磨以歲月，則國富而民不知所以，《史記》、《唐書》皆亟稱之，以為後之言利者莫及。然則薛向之徒，豈遽足以希其萬一，宜其中道而廢也。然所謂‘徙貴就賤，用近易遠’，則夫祖宗時以賦稅而支移、折變，以茶鹽而入中糧草，即其事矣。苟時得能吏以斡運之，使其可以裕國，而不至困民，豈非理財之道。固不必親行販易之事，巧奪商賈之利，而後為均輸也。介甫誌於興利，苟慕前史均輸之名，張官置吏，廢財勞人，而卒無所成，誤矣。
至於市易，則假《周官》泉府之名，襲王莽五均之跡，而下行黠商豪家貿易、稱貸之事，其所為又遠出桑、劉之下。
王安石最初設均輸法，確是“慕前史均輸之名”，他說：“國有事則財用取具於泉府。後世桑弘羊、劉晏粗合此意。自秦漢以來，學者不能推明其法，以為人主不當與百姓爭利。”①但是，市易法“襲王莽五均之跡”，卻是他所不願承認的，因為王莽在曆史上留有惡名。
漢武帝為解決對匈奴作戰等財政困難，擢用東郭鹹陽、孔饉和桑弘羊三個大商，將鹽、鐵、鑄錢三大利源收歸官營，並實行均輸和酒榷。《鹽鐵論·本議第一》載桑弘羊之說：“用度不足，故興鹽鐵，設酒榷，置均輸。蕃貨長財，以佐助邊費。”此後，王莽的五均、六筅之政，又進一步擴大了官營工商業的經營範圍。六筅包括鹽、酒、鐵、鑄錢、五均和名山大澤生產稅六項。
中國古代官營商業和借貸資本的發展，決非限於均輸、五均和市易法三項，均輸、五均、市易法等也有若幹時代的特性。但是，五均和市易法也確有不少相似之處，將兩者作若幹比較研究，也將有助於我們對中國古代官府商業和借貸資本的認識。
今將五均和市易法的相似處分列於下：
一、耗古改製，以抑兼並為號召。凡事名不正則言不順，為名正言順起見，古人常用的改製方法之一，便是託古。王莽和王安石都有託古改製的傾向，而王莽的此種傾向尤為濃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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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楊龜山先牛集》卷6《神宗日錄辨》。
王莽詔說：“夫《周禮》有賒貸，《樂語》有五均，傳記各有斡焉。今開賒貸，張五均，設諸斡者，所以齊眾庶，抑並兼也。”據《漢書》注引鄧展之說：“《樂語》，《樂元語》，河問獻王所傳，道五均事。”臣瓚說：“其文雲：‘天子取諸侯之土，以立五均，則市無二賈，四民常均，強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貧，則公家有餘，恩及小民矣。”①此處提及“賒貸”、“五均”、“諸斡”三事，諸斡即是“六斡”，又稱“六筅”②。五均似指均平物價之意，何以稱為五均，即使依上引注文，也無以得到確切的解釋。“五”也可能作為虛數。後人又往往將“賒貸”和“五均”並而為一。
關於市易法，王安石本人說：“市易之法起於周之司市，漢之平準。”③葉逋說：“當熙寧之大臣，慕周公之理財，為市易之司，以奪商賈之贏，分天下之債，而取其什二之息，曰：‘此周公泉府之法也。…④宋人不可能如近代學者那樣，對《周禮》所載是否是周製有詳密的考訂，他們堅信《周禮》所載即是周製。盡管如此，周製也畢竟是悠遠的。悠遠而無稽的古代記載，足以供改製者以方便的冠冕堂皇的藉口。在王安石推行變法時，變法派和反變法派的爭論，不僅包括對現實政策的歧見，也包括對《周禮》解釋的歧見，雖然後一類爭論並無實質意義，但爭議的雙方對此都十分認真，並確信己見，這正是託古改製的特征。
作為推行五均和市易法的現實理由，王莽和王安石都提出抑兼並的問題。前引王莽詔，則有“齊眾庶，抑並兼”之語。王安石主持的中書奏說：“古[者]通有無，權貴賤，以平物價，所以抑兼並也。去古既遠，上無法以製之，而富商大室得以乘時射利，出納斂散之權一切不歸公上。今若不革，其弊將深。”⑤時“三司起請市易十三條，其一雲：‘兼並之家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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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漢書》卷24下《食貨誌》。
②《漢書》卷24下《食貨誌》，卷99中《王莽傳》。
③《臨川先生文集》卷41《上五事劄子》。
④《水心別集》卷2《財計上》。
⑤《長編》卷231熙寧五年三月丙午。
固取利，有害新法，令市易務覺察，申三司，按置以法。’禦批減去此條，餘悉可之”。王安石為此還同皇帝發生爭議，認為“此乃是聖政之闕”，“此兼並有以窺見陛下於權製豪強有所不敢”，“須先申明，使兼並知所避”①。
古人所謂“兼並”，既是指田連阡陌的大地主，又是指“富商大室”，而五均和市易法所宣稱的打擊對象，自然是後者。
中國古代有一種傳統的“建本抑末”經濟思想。②如商鞅變法時，“謬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複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末利謂工商也，蓋農桑為本”③。這大致是古代社會經濟以農業為主體的反映。明知農業贏利薄，工商業贏利厚，就尤須采用行政手段，驅使編戶齊民從事農耕。
王安石無疑也是受了此種經濟思想的影響，“抑兼並”確是體現在市易法的製訂和實施上。但是，曆史上所謂“抑兼並”的口號，是否可以不分場合和條件，而一概加以頌揚，這倒是可作為一個有待商榷的問題，留在本文末尾再加討論。
二、在城市設置官府機構，任用商人，以商製商。古代官員往往欠缺經商經驗，因此，在官府機構中使用商人，乃是十分重要的事。漢武帝、王莽、王安石等人都采用此策。
王莽“於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長安東、西市令及洛陽、邯鄲、臨甾、宛、成都市長皆為五均司市師。東市稱京，西市稱畿，洛陽稱中，餘四都各用東、西、南、北為稱，皆置交易丞五人，錢府丞一人。”事實上，五均司市的機構並不限於上述六大城市，“羲和置命士，督五均、六斡，郡有數人，皆用富賈”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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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長編》卷232熙寧五年四月丙子。
②《鹽鐵論·複古第六》。
③《史記》卷68《商君列傳》。
④《漢書》卷24下《食貨誌》。
王安石推行市易法的機構，最初是提舉在京市易務主持開封市易法。熙寧五年(公元1072年)七月，“詔以榷貨務為市易西務下界，市易務為東務上界”①。又“詔在京商稅院、雜賣場、雜[買]務並隸提舉市易務”。②熙寧六年(公元1073年)正月，中書言，“欲以市易務上、下界，商稅院，翰林圖畫院，雜買務，雜[賣]場”等“熬都大提舉諸司庫務”，得到宋神宗批準。③十月，宋廷又“改提舉在京市易務為都提舉市易司，應諸州市易務熬焉”，④成立了都提舉市易司的總機構，下轄各州市易務。十二月，開封“抵當所令都提舉市易[司]統轄”⑤。
都提舉市易司看來仍統轄商稅院、雜買務、雜賣場等，第一任都提舉市易司呂嘉問曾“坐不覺察雜買務多納月息錢”，而得“公罪”⑥。都提舉市易司已升格為與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司的平行機構。第四任都提舉市易司俞充即“兼在京諸司庫務”⑦。
元豐五年(公元l082年)改官製後，都提舉市易司隸太府寺。據《宋史》卷165《職官誌》說：“都提舉市易司掌提點貿易貨物，其上、下界及諸州市易務、雜買務、雜賣場皆隸焉”，但都商稅務卻已不受都提舉市易司管轄。抵當所與都提舉市易司的關係不明。“自行官製以來，諸寺監不治外事，唯太府寺市易案事與諸路相關”。“戶部乞改市易下界仍舊為榷貨務，其上界為市易務”，得到宋神宗批準。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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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會要》食貨55之33，職官27之8，《長編》卷235熙寧五年七月壬午。
②《宋會要》職官27之38，《長編》卷235熙寧五年七月辛卯。
③《長編》卷242熙寧六年正月己酉。
④《宋會要》職官27之38，食貨37之17，《長編》卷247熙寧六年十月辛未。
⑤《宋會要》職官27之64～65。
⑥《長編》卷255熙寧七年八月壬午，統轄商稅院參見《宋會要》食貨17之25。
⑦《長編》卷291元豐元年八月壬子。
⑧《宋會要》職官27之14，食貨37之31，《長編》卷345元豐七年四月辛巳，五月甲子。
各地的市易機構則有市易務或市易司，從今存記載看，其名稱似並不一致。其設置地點見於記載者，則有杭州、熙州、①通遠軍、②楚州、廣州、③秦州、永興軍、鳳翔府、潤州、越州、真州、大名府、安肅軍、瀛州、滄州、定州、真定府、④鄆州、河南府、⑤邢州、⑥鳳州、河州、岷州、⑦福州、⑧蘭州、⑨密州板橋鎮、⑩黔州、⑾常州、⑿蘇州、⒀德州⒁等。從今存記載看，尚有“提舉熙河路市易司”、⒂“秦鳳路市易司”、⒃“提舉兩浙市易司”⒄等機構，其中“兩浙提舉市易”，即是“杭州市易務”⒅。這表明至少部分路設有路一級的市易司，又兼本路中心城市或重要城市的市易務。以上設市易司和市易務的地點統計，當然是很不完整的。按宋神宗元豐時“條敕”規定：“諸路各量閑要州縣興置市易抵當，僻小縣分不可興置處不置。”宋哲宗初，戶部狀稱，“看詳上件指揮，止雲僻小縣分不置，即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