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世將隋煬帝三征高句麗看做好大喜功之舉，然而實際上這在當時是符合國家擴張利益的——其一，朝鮮半島一直與中原王朝有特殊的地緣關係，高句麗西聯突厥，又曾南結陳朝，一旦中原有變，和突厥人聯手南下，大隋就危險了；其二，征討高句麗是隋文帝時期便已經定下來的政策——當時發現高句麗有和突厥勾搭上的苗頭；其三，突厥、吐穀渾等族已平，隋帝國西北邊防壓力減輕，對高句麗的戰爭條件已經成熟。
既然不想重蹈五胡十六國時的中原慘狀，那麼主動出擊勢在必行。公元608年，煬帝發黃河以北諸郡民，開水濟渠，使黃河北通涿郡。公元610年，備戰馬10萬；公元611年2月，下詔討高句麗，造船於東萊海口，養馬於山東，征天下兵。公元612年，備戰完畢，陸路出24道，左右各12軍，水路由東萊出發，乘戰船先進。兩路軍1133800眾，號稱200萬，後勤隊伍數量更甚（據學者查證，隋共9軍30.5萬人——所謂百萬之眾，實為壯聲勢）。然而此次水陸並進，雖下高句麗大小數十城，但最終以失敗告終。
次年（公元613年），煬帝再戰，先修遼東古城，作為戰備基地。4月開始攻高句麗，四麵俱進，晝夜不止。而就在前線正酣戰時，後方發生了楊玄感叛亂事件，隋煬帝隻得班師回朝。
隋大業十年（公元614年），隋煬帝再次親征高句麗，詔天下兵馬，但此時天下已亂，所征兵源多半失期不至。此次征戰，水師直搗高句麗王城平壤，大破之，整個戰局已操勝算。但高句麗已向隋請降，煬帝班師回洛陽。
雖然三次戰爭草草收場並且耗費了大量國力，但高句麗在三次戰爭中亦大大被削弱，這在客觀上抑製了高句麗崛起並向華北地區發展的可能——否則，在隋末紛亂之中，高句麗軍隊如果有意攻打中原，那些農民起義軍能否扛得住高句麗正規軍，還得打個問號。
而隨著隋朝在農民戰爭中滅亡以及大唐初年無暇東顧，高句麗王朝的命運得到了延長，直到唐高宗時期。
隋末農民起義中，隋煬帝的表哥——李淵所部搶得先機，在中原地區陷入混戰之際，搶入關中，立煬帝之孫楊侑為帝，控製長安政權，次年稱帝。
隋唐之所以並稱，從某種程度上，是因為其政權結構並沒有發生太大改變——李淵一族早在其祖父李虎時，便作為西魏八大柱國之一，而隋文帝楊堅之父楊忠是李淵外祖父獨孤信旗下大將，北周時追封上柱國、隋國公。八大柱國之一獨孤信兩個女兒分別嫁給李淵之父、楊堅，且李淵幼年成孤兒，與楊家走得很近。所以隋、唐兩朝創始人之間的關係相當緊密。
更為重要的是，由西魏延續下來的朝政各派，對於同出於西魏的李淵族來說，處理起來顯然不需要費太大的周折，在保證各派利益的前提下，楊家主政還是李家主政隻不過是換個姓而已，楊家和宇文家當年也都是這麼“穩定”更替的。而這對唐初的內部政局穩定是非常重要的——可以更專注地把精力投入對付各路農民起義軍上。
七年統一戰爭勝利後的李唐王朝，麵對的第一個對手，便是突厥人。
突厥人在南北朝時，居葉尼塞河上遊，後南遷高昌。公元5世紀初，被中國北方的柔然所征服，遷於阿爾泰山，善鍛鐵。公元6世紀初，突厥各部落漸漸強盛，公元552年大敗柔然，以漠北為中心，在鄂爾渾河流域建立了突厥奴隸政權，最強盛時，疆域東至遼河上遊，西臨鹹海，北至貝加爾湖，南臨阿姆河南。其文字為創於公元5世紀的突厥文。公元582年，即隋朝代周而立的第二年，分裂為東突厥和西突厥，因東突厥為正支嫡係，故東突厥經常被直呼為突厥。
突厥自隋起便與中原王朝有衝突。公元581年隋朝剛建國，立足未穩，突厥犯邊，隋文帝不得不發兵抵禦，並修建長城。隋滅陳後，兩邊勢力對比發生變化，突厥內附於中原王朝。
隋二世而亡，包括李淵在內的多路起義軍皆懾於突厥之威，向其稱臣。突厥樂於見中原大亂之局麵，常抑強扶弱，以保持自己的優勢地位。在這一策略被李唐打破之後，兩家大打出手成為必然。趁唐初國力衰弱，突厥連年襲擾。頡利可汗曾親率15萬眾攻並州，擄男女5000餘；掠朔州、襲太原，更於公元626年玄武門之變後李世民屁股還沒坐熱時，以20萬兵直逼長安城外渭水之北，距長安城僅40裏，京師震動。
公元629年秋，在政局穩定下來之後，唐太宗遣李靖率李世績、柴紹、薛萬徹，統兵10萬，分道出擊突厥。李靖奇兵製勝，在定襄大敗突厥，頡利逃竄，李靖在白道截擊，降其部眾5萬餘人。兩將又督兵疾進，大破敵軍，頡利西逃吐穀渾，途中被俘。時值630年3月，東突厥滅亡。懾於大唐之威，西北諸藩鹹請中原皇帝上尊號為“天可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