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前，俄國總人口1.41億，陸軍常備軍約105萬，但90%部署在西部地區，戰爭初期，遼闊的遠東地區僅有9.8萬正規陸軍及60隻戰艦。有線電話隻到軍和集團軍一級，師級以下一律采用徒步和乘馬通信。另外，西伯利亞大鐵路的貝加爾湖路段沒有修通，每晝夜隻能開通兩三列軍車，使得後勤補給困難並且出現混亂——想要炮彈時，卻領到了一堆神像。而其海軍擴充亦未完成，旅順要塞的構建也遠未完成，加上一係列的指揮失當，決定了俄國人的失敗。
日本此時總人口約4400萬，戰爭初期兵力約37.5萬，其中25萬可用於日本島外作戰。而其海軍戰艦多為英國所建造，性能良好。所以，雖然俄國人口和陸海軍數量都大大超過日本，但具體到遠東戰場，則日本的實力超過俄國。加上其他有利條件，如補給線短，訓練和裝備較好，指揮能力較強，對我國東北情況熟悉等，則日本的優勢更為明顯。
此次日俄戰爭並不隻是發生在遠東戰場——日本特工還在歐洲資助列寧發動革命，將俄國腹地鬧得天翻地覆。在對馬海戰之後，俄國方麵完全失去了贏得戰爭並利用戰爭的勝利扼殺國內革命的希望，而日本方麵鑒於人力物力的巨大消耗，也認為繼續打下去對自己不利。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欣然出麵斡旋。經過討價還價，俄國被迫於1905年9月5日在樸茨茅斯與日本簽訂和約——承認並且不得阻攔日本在朝鮮的利益和行動，將旅順口、大連灣及附近的租借權讓給日本，等等。此外，庫頁島南部及其附近島嶼亦讓給日本。
這場戰爭對於當時的中國清政府而言是可笑而無奈的——日本居然要求中國嚴守中立，並讓出東北地區作為戰場。當時的清政府顯然無法阻止或約束交戰雙方，隻得接受這種屈辱的局麵。
而在某種程度上，這場戰爭刺激了中國人的神經及革命意識，加上前麵數度喪權辱國的戰爭及條約，催生了近代中國新民族主義思想，客觀上加速了清王朝的死亡。
鴉片戰爭以前，由於幾千年的農業立國思想，以及清政府的自閉決策——事實上，清政府首腦並不自閉並樂於接受西方文明，但僅限於此，而出於統治需求，整個社會處於自閉狀態。此時盡管中國的國民經濟體龐大，但仍處於自給自足，對國外商品需求量有限。
1717年，清政府下令不許中國商船到歐洲人控製下的南洋地區進行貿易——政府擔心的是，外國人和漢人結合起來反對剛建立數十年、並沒有完全站穩腳跟的清政權。這個擔心並非沒有理由——這個時期的清政府，國內民族鬥爭一直沒有斷過。
17世紀末，清政府允許天主教在中國傳播。而教會的發展壯大，開始幹涉到清朝的內政。1704年，羅馬教皇訂立禁約——禁止中國教徒尊孔祭祖，而這顯然與中國的傳統相背。1720年，清政府開始實行禁教。1727年，清政府明確規定外國商船隻能到廣東的虎門和福建的廈門兩處。至1757年，乾隆皇帝幹脆隻準西洋商船在虎門一處停泊貿易。後來，又規定外國商人隻能在規定的5月至10月期間在廣州貿易，並且必須由官方進行約束。
嚴格的閉關鎖國、禁海政策，使沿海地區的經濟受到了極大的打擊，某種程度上亦導致了沿海居民由此揚帆下南洋，由此豐富了南洋諸島國的人文經濟。而對清政府而言，這種政策嚴重阻礙了中國社會文明的進步——不僅體現在經濟貿易上，更體現在工業科技上。
所謂的“乾隆盛世”，嚴格上說隻能算是農業文明的回光返照，無論如何“強盛”和“繁榮”，都不能與改變人類曆史進程的工業革命相提並論——就像再發達的石器時代亦不能與銅器時代相比那樣。當西歐諸國響徹鏗鏘的機器聲時，中國億萬生靈仍在清政府的愚昧統治下在地裏刨食。
作為第一次工業革命起源地的英國，1800年時生產的煤和鐵比世界其餘地區合在一起生產的還多。具體地說，英國的煤產量從1770年的600萬噸上升到1800年的1200萬噸，進而上升到1861年的5700萬噸。同樣，英國的鐵產量從1770年的5萬噸增長到1800年的13萬噸，1861年則達到380萬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