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二十九歲開始出仕，到辭去彭澤縣令的十三年間，陶淵明先後五次就業、擇業、再就業，這一次在彭澤縣擔任一把手，真正體驗了一回將自己平生所學運用到實際中去的曆程，大濟蒼生於天下，創建和諧社會，推動彭澤的經濟發展，盡管隻有短短的八十幾天，卻已經使彭澤成為“近者悅，遠者來”的模範縣，從年少時的“猛誌逸四海”到中年時的“猛誌固常在”，陶淵明性格中“性本愛丘山”的誌向還是占了上風，因此，他揮揮手選擇了辭職——掛官而去。
人生的道路雖然漫長，但緊要處常常隻有幾步。要作出如此瀟灑的舉動，對於陶淵明來說也是經過一番劇烈的思想鬥爭的。
現實與理想中的陶淵明一直以來是魂牽夢縈在他腦海中的兩個不同對象。
對於彭澤，現實中的陶淵明是十分喜愛的，這畢竟是他五次為官經曆中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自己獨當一麵的職位，自己的理想自己的舉措可以在這裏暢通無阻，這也是他所希望看到的。來彭澤的八十多天日子，也正是在這片土地上，那個讓人人有飯吃，個個都有發言權的和諧社會就是這樣一步一個腳印在運作，父老鄉親的擁護和喜悅，外鄉人紛紛慕名而來，就是最好的例證。倘若沒有何泰、何隆兄弟的橫行，王霸先的霸道，史或化、史月化兄弟的幹擾，沒有那些被蒙蔽群眾鋪天蓋地的大字報，沒有劉毅的從中作梗，劉敬宣是不會離開江州，他陶淵明也不至於缺少了知音而無處傾訴……然而，建立在倘若基礎上理想化了的陶淵明在現實的生活中是不可能存在的，自從有了階級，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從本質上來說就是利益的關係，“人之熙熙，皆為利來；人之攘攘，皆為利往”，所謂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說的就是此理，但是，陶淵明可沒有悟到其中的道理。
對於劉裕，理想中的陶淵明認為他有曾祖父陶侃的風采，出身貧寒，注重節儉，打擊豪強劣紳，關注百姓民生。劉裕打入建康後，作風也頗有不平凡的地方，東晉王朝的政治長期以來存在“百司廢弛”的積重難返的腐化現象。經過劉裕的“以身範物”（以身作則），先以威禁（預先下威嚴的禁令）的整頓，“內外百官，皆肅然奉職，風俗頓改”。其性格、才幹、功績，頗有與陶侃相似的地方，陶淵明曾一度對他產生好感，但隻有三分鍾的熱度。因為終究人無完人，劉裕打擊司馬道子父子、桓玄等這是陶淵明所希望看到的，但同樣劉裕與劉毅、司馬休之、諸葛長民等的博弈，尤其是劉裕殺刁逵，憑著私情重用王謐等舉動，這又是現實中的陶淵明所不容的，尤其是劉裕後來要剪除異己，取代落後、腐朽的東晉王朝，更在陶淵明的理想字典裏認為是大逆不道的事情，那與篡位沒有什麼兩樣。其實世界之勢，浩浩蕩蕩，誰代表了先進生產力，誰就能取得政權這是顛撲不破的真理，但陶淵明心中卻死死堅守著一個結——那就是他是東晉開國元勳長沙郡公陶侃之後，絕不能背叛東晉王朝，給祖宗抹黑。這也是他自命清高，不想與劉裕為首的朝廷
“同流合汙”，事實是劉裕掌權的東晉後期以及他後來取晉代之的劉宋王朝初期，政治、經濟、軍事都是當時比較好的時期，劉裕也是被後人大加讚賞的“氣吞萬裏如虎”的英雄，比東晉皇帝不知要好上多少倍。相信若是陶侃在世，恐怕也不至於那麼迂腐，那麼天真，但陶淵明就是陶淵明，他不是陶侃。自然理想中的陶淵明否定了現實中的劉裕，也即否定了現實中的陶淵明。
對於家庭，理想中的陶淵明是一個浪漫不切實際的人，他一直希望妻子能夠成為像老萊子的妻子那樣，那是根據劉向在《列女傳》中記載的一個故事：楚國人老萊子不願意出去做官，隱居在蒙山之南。楚王想讓他出去主持楚國的政局，老萊子的妻子跟他說：“我聽說，可以給你提供酒肉的人，也是可以鞭打你的人；可以給你官做的人，也是對你施加鐵製刑具的人。先生倘若吃了人家的酒肉，領了人家的官俸，這些都是受製於人的事情。生在亂世而受製於人，能夠幸免於難嗎？”老萊子聽後，深表讚同，於是便帶著妻子向南跑到江南某地隱居去了。可惜現實中的翟氏與萊婦還是有相當的距離，不可能立馬成為自己真正的知音伴侶。陶淵明的“室無萊婦”之歎，正好可以說明：他的妻子翟氏是一個能持家的好女人，假如她也像陶淵明那樣浪漫，一家人就隻好喝西北風過日子了。
陶淵明不為五鬥米折腰的事，有些旁人認為陶淵明是故作清高罷了，連老婆孩子都養不活還談什麼不為五鬥米折腰，難道你要餓死才心甘嗎？這是平民百姓都明白的生存權問題。
沒錯，生存權是人類最根本最主要的權利，陶淵明在彭澤所做的一切，第一件大事就是要著手解決百姓的生存權。一個人如果連生存權都無法保證，別的一切都無從談起。什麼發展權、享受權都不過是癡人說夢。人隻有先糊口，先填飽自己的肚子，才有可能也有力量去追求發展。很難想象一個吃不飽穿不暖的窮人，會整天想著是買黃金好還是買珠寶好，是買樓房還是買一套四合院？除非這個人餓傻了凍瘋了。此話也有道理，但他們並不理解陶淵明，他們並不是站在陶淵明的立場上來說這番話的，而是站在自己的立場上來講這番話的。正如莊子回答惠子
“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的那樣，你不是陶淵明就沒有發言權。旁人是怎樣的立場呢？他們不愁吃不愁穿或者他們認為活著是最重要的，無論做牛做馬也好，至於人生的意義價值之類在他們看來是一文不值，活著就好。挺物質的。
然而陶淵明是怎樣的立場呢？他是一個感性、浪漫主義色彩極濃的人。不可否認，他也認為人活著是很重要的，迫於生計，他不得不去當官，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但是自由和尊嚴對他來說比簡單的活著更重要，苟且偷生是絕對不可以的，毫無意義的活著還不如去死了算了，屈原就是最好的榜樣，更何況陶淵明也隻不過是辭職不當官而已，這並不表示他不當官就會馬上餓死，經過一番思索，他最終找到了屬於自己的路，既不會餓死，也活得開心，那就是當農民。挺浪漫的。
陶淵明就是這樣在理想與現實中掙紮，兩股思想將他整得筋疲力盡，他要尋找解脫的根本方法，他想到了孔子最讚賞的弟子顏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樂。”他想到了屈原，當理想與現實產生嚴重矛盾時，“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莫足與為美政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