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紹的一生是戰鬥的一生，是傳奇的一生，他生於亂世，興於亂世，最後也亡於亂世。他在群雄割據、軍閥混戰的亂世創下了一份偌大的基業，確屬難能可貴。雖然高貴的出身對他開基立業有很大幫助，也讓他占了不少便宜，但我們知道並不是所有的世家公子都能有這樣遠大的前程，袁紹自身的努力也不可忽視。他還是個毛頭小夥子的時候，就敢與掌握生殺大權、嗜血成性的董卓公開叫板，在大庭廣眾之下怒目相對、據理力爭，最後“橫刀長揖而去”，這份膽識、這份灑脫、這份豪氣，滿朝文武無人能比，一時間被舉國上下、朝野內外傳為美談。應該說這是袁紹全憑個人努力為自己贏來的第一聲喝彩，也是他事業的開始。
隨後袁紹開始了早期的創業。他走河北、奪冀州、敗公孫瓚、平黑山黃巾，擁有了冀、青、幽、並四州，占領了黃河以北的大片地區，這個階段袁紹的事業相當順利，基本上一帆風順。但同時也暴露出他的一些問題，可惜沒能引起注意，以至於最後導致了他的失敗。
袁紹在戰略上最大的問題就是目光短淺、急於求成。當初漢朝廷流落四方，無人收留，袁紹有機會也有實力逢迎天子，進而“挾天子以令諸侯”。當時也有很多謀士建議他這樣做，可是袁紹經過一番考慮，最終拒絕了大家的提議，從而錯失了進一步做大做強的良機。這不能不說是袁紹的一大失誤。
袁紹的謀士沮授曾為他製定了可與“隆中對”相媲美的戰略方針，即先奪取黃河以北，待時機成熟後再進一步奪取天下。對於這個戰略方針袁紹也非常讚成，但他隻是很好地執行了這個計劃的前半部分，在基本統一河北大部後，他不等時機成熟，就迫不及待地率領疲憊之師跨過黃河與曹操爭鋒，企圖“畢奇功於一役”，結果铩羽而歸，這也間接導致了他最後的敗亡。如果他能采用謀士的建議，與曹操打持久戰、消耗戰，以袁紹實力之強大，鹿死誰手，殊未可知。
袁紹在用人上也有很大的問題。他的手下可以說是人才濟濟，可是袁紹卻不願或者說不敢放手使用。而且這些人才也不團結，大臣爭權，小人得誌，拉幫結派，黨同伐異，真正有才能有本事的人得不到重用，死的死、逃的逃，這也是袁紹失敗的一個直接原因。
袁紹與曹操最大的不同，也是袁紹失敗的最根本原因，就是他們在對待“人”的態度上。《三國誌武帝紀》記載了這樣一件事：在曹操與袁紹交好時，兩人有過一次談話，談話內容是對於天下形勢的認識及今後的打算。原文如下：初，紹與公共起兵，紹問公曰：“若事不輯，則方麵何所可據？”公曰：“足下意以為何如？”紹曰：“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眾，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公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禦之，無所不可。”這段記載經過改編後被巧妙地收入到《三國演義》裏。
這裏二人所說的今後的打算也可以理解為指導方針。袁紹說“南據河，北阻燕、代”指的是“地利”，“南向以爭天下”前麵應該有一句“待時機成熟”，這指的是“天時”；隻有捎帶提了一句“兼戎狄之眾”勉強算得上指的是“人和”；而曹操隻談了一點，就是如何用人。二人雖然都是把“人”當作爭奪天下的工具，但態度卻大相徑庭。在袁紹眼裏，“地利”、“天時”才是最重要的，“人和”則是可有可無的，可曹操卻把“人”擺在了最重要的位置。看來對“人”的認識和態度才是二人成敗的關鍵。袁紹過分看重“天時”、“地利”，而忽略了“人”的作用，這才是他失敗的最根本原因。這不是他一個人的缺點，而是那些高高在上的貴族老爺們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