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日本傳統實行的是封建莊園製，在地武士豪族各據山頭，這些小勢力的內部是各自獨立的，大名守護並沒有權力去幹涉他們的內部行政事務。縱使推舉出某一個比較強的勢力作為自己的代表，但一旦這個代表不能迎合一眾小勢力的利益，他們很容易就會產生：“換一個代表”的想法。織田家作為尾張下四郡的守護代，並統治的權力基礎其實並不穩固。所以，“隊伍內部對自己離心離德且常懷反叛之心的人”，並不是因為信長的行為而產生的。而是從一開始已經存在。
當信長接任織田家當主時，他並無從選擇，隻能一概兼容並包。而若再往前深究起來，本來並非尾張在地土豪的織田家，之所以能從越前前來尾張並站住陣腳，和當地勢力作政治上的結合，也是必不可少之事。而信長和信行的生母土田夫人，正是這在地豪族的代表，其情形有如三國時蔡夫人之於劉表一樣。
織田信秀作為一個強勢的守護代，不但實力超過了尾張守護斯波氏，也大大超越了尾張當地的土著豪族。他在位期間，僅憑尾張下四郡的領土，東戰今川義元，北與齋藤道三糾纏不休，其所作所為，縱使還稱不上窮兵黷武，亦已庶幾相近。沉重的兵役壓力，顯然已極大損害了下四郡在地國人豪族的利益，使他們覺得苦不堪言。當信秀在世時，還可以強行壓製下四郡的在地豪族，但信秀一死，其餘豪族必然會蠢蠢欲動，企圖把大權從織田家手中奪走，又或者取而代之，從而把之前的狀況進行改變。
在這種情況下，無論在位的是信長和信行，其實都沒有任何分別。重要的，是究竟誰能給尾張下四郡國人豪族勢力帶來最大利益。相互比較之下，信長無論性格還是誌向，都比較接近父親信秀，當信長上台之後，非但不會改變信秀在世時的既定策略，且會更加變本加厲，已是有眼皆見的事實。而信行則一向和土田夫人比較接近，顯得比較軟弱，那麼在尾張下四郡國人土豪的心目中，織田家的當主，自然是信行比信長要合適得多了。至於什麼信行平日行為穩重，而信長行為怪異不適合當織田家當主，其實也不過一種掩蓋在地土豪勢力私心的借口而已。
信長雖然年青時號稱是大傻瓜，其實深究起來，無非是衣服穿得奇怪一些，帶著手下在鬧市站著吃東西，比較親民而已。以其聰明才智而論，他自然可以感覺得到土豪勢力對自己的敵意。種種年少輕狂的行為，或者一開始確是出於血氣方剛，但不久之後，看出身處危機中的信長，將計就計地把其所謂的“怪異”行為變本加厲，進而促使諸敵對勢力對自己麻痹大意和輕視的機會，是相當大的。春秋戰國時代,晉國同樣是外戚作亂，申生在內而亡，重耳在外而安。但信長不是重耳，無論以其性格還是現實環境而論，他都不能出外避禍，裝傻，自然就是保護自己最好的選擇了。
在接任織田家督的前後，信長未必就已經想到自己日後會有機會進行〖天下布武〗。但其對在地豪族勢力之根深蒂固肯定印象深刻。以信長性格和日後所作所為而論，他都是一名秦始皇式的人物，大權獨攬，不容他人幹涉和分享，是他一貫堅持的政治原則。對於國人豪族屢屢密謀反抗主家，陽奉陰違，如牆頭草般東歪西倒，信長絕對是相當不滿意，從而想從根本上改變這一狀況的。
而稻生之戰，就是改變尾張下四郡內勢力對比的一個楔機。
相對於有下四郡大部分國人豪族在背後支持的織田信行，織田本家的實力，無疑顯得薄弱。所以在這場關係織田家未來的重大戰役中，信長隻能以弱勢兵力迎戰，而當時在他麾下立功的，都是些什麼人呢？池田恒興、森可成、前田利家……所有在此戰中立功的信長方大將，無一不是信長自幼培養起來，絕對可以信任，不會見風就倒的心腹。以自己一手培養的親信譜代取替代那些居心叵測的外樣，正有如蔣介石以黃埔軍校嫡係取替那些來自四麵八方的各路軍閥一樣，非但可靠得多，打起仗來，也絕對賣力得多，放心得多。
經過稻生之戰的勝利，信長不僅坐穩了織田家當主的位置，同時也把尾張下四郡的勢力對比來了個重新洗牌，其影響力和發言權都得到了空前的強化。比如，數年後他直接幹涉前田家的家督繼承問題，把原本應該成為家督的前田利久趕走，而換上前田利家這名自己的心腹小姓，就是一個好例子。而諸如此類的舉動，在信秀時代是絕對無法想象的。
所以，經此一戰後織田家的勢力，雖然從表麵上看是有所削弱，但其內部凝聚力，卻由此得到了大大增強，打下了日後擊殺今川義元，攻陷稻葉山城的堅實基礎，可見，稻生之戰非但是信長生涯中的第一次重大戰役，同時，也對這戰國第一風雲兒日後的基本政治思想影響至巨,確立了他日後在其〖天下布武〗過程中,對於各國在地豪族的基本處置態度,那就是——不合作者，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