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年前，我還是D市二中的一名普通高二學生。
我引以為傲的家鄉D市 ，在中國連二線城市都排不上，隻能在三線城市名列前茅。
我有一個普通的家庭，一個普通的父母，一個普通的普通的戶口，一切普普通通。
父親晨世楷是一名小學老師，我從幼兒園到初中的學業都是他親自輔導。
高中那年，他拿著化學書和英語書左右翻來翻去，推著那厚厚的老花鏡看了半天，歎了口氣說：“知識落後了，完全不懂了。”
從那以後，我的免費輔導從此結束。
我父親的願望是我能好好學習，至少以後他孫子的學業，我要能輔導到大學，才算一代更比一代強。
母親李青是一位服裝廠的質檢員，每月的微薄工資是我們全家的生活費。
我是左右鄰居眼裏的乖乖女，上學從不遲到早退，聽父母的話，一切的生活按部就班，從不淩亂。
我們家在外人看來，那就閃著五星紅光的模範家庭。
在一個千篇一律的一天，我們班來了一個插班生，落小咪，一個被富人收養的女孩。
老師把她分配給我當同桌，她異於常人的思想觀將我的乖乖女成長曆程攪地天翻地覆。
高三那年填誌願，我偷偷背著父母的意願在第一誌願前填了千裏之外的北藝大。
當然，這些大膽忤逆父母的事，必有大波在後推波助瀾。
父親在得知我的誌願竟然是他眼中不倫不類的藝校時，氣地第一次在我麵前摔了眼鏡。
母親更是擔憂得吃不飯，我以為一切已經不可逆轉。
沒想到命運無常，第三天的清晨，我那遠嫁香港的姑姑回來了。
她聽說我報了藝校，不但沒有責罵我，更是替我做起了父母的工作。
那日，她在我家關著門和父母聊了一下午，我坐在院子裏的小破凳子上，數清了那顆比我年紀還大的黃果蘭樹的葉子，送了三十多隻螞蟻回家。
日落西山後，父母同意我去上藝大。
當時我和大波興奮異常的，從千裏迢迢外的D市坐火車到北藝大時，對未來的一切都充滿憧憬。
大波和我在選專業時，形成了明顯的分歧，她想學繪畫，我想學舞蹈，誰也說服不了誰。
最後我們雖在一個學校，卻不在一個係。
那時，學校組織聯誼，學生自己組織的協會枚不勝舉，我和大波難得一同選了漢服社。
穿上那些漂亮的漢服成了多少女孩子的夢想，仿佛隻有穿過漢服才能證明我們骨子裏的血脈。
漢服社裏的女生有不少還報了啦啦隊，我和大波也被她們拉去湊人數。
在啦啦隊裏，我第一次見到了薛洋，他的身份還是高大帥氣的籃球隊長。
他在球場上的每一次揮汗淋漓，便引來女學生們的熱烈追逐癡狂。
大波還特意用幾塊紅燒肉打聽來：薛洋，富二代，性情高傲，沒有女朋友，大我們一屆的表演係學生，北藝大的校草！
那男同學將幾塊紅燒肉塞進嘴裏，滿嘴流油還不甘心說：“薛洋就是北藝大，女生的夢中情人，男生的克星！”
要知道，北藝大本就是個看臉看身材的地方，他還能混出個校草，先天條件絕對是極品。
少女時期的心性總是很奇妙，看他順眼，然後就會喜歡，喜歡一個人，就會時不時出現在他的身邊。
但我都隻是遠遠的看著，畢竟我父母的教育方式還比較保守。
主動追男生，寧可不要！
大波卻毫不顧忌旁人的感受，總是在薛洋比賽時，用唱青藏高原的嗓音喊：薛洋我愛你，薛洋加油！
我總是紅著臉在她的身邊，拉著她的衣角，讓她小心周圍萬千飛來的妒忌目光。
可大波不在乎，她說做人本就要敢愛敢恨，一輩子瞻前顧後的，活得窩囊。
我嗆了一鼻子灰，此後從不和她討論薛洋這個人，也不去看薛洋打球。
一個星期後，缺根筋的大波終於後知後覺發現我不去找她，她直接衝到我的宿舍，將我從被窩裏撈出來，拉到籃球場。
那時已經是臘月了，我像qq裏的那隻企鵝一樣，用圍脖把自己捂得嚴嚴實實，而大波還穿著夏天穿的涼拖鞋。
北藝大的籃球場是露天的，不知何時下了一場雪，紛紛揚揚的大學將北藝大裝點得銀裝素裹。
籃球場上幾厘米厚的積雪將她穿著拖鞋的腳丫掩蓋章，在我們身後留下一串雪洞。她吐著白氣嚴肅地問我：“晨悠，你是不是喜歡薛洋？”
我點點頭。
“喜歡就去追啊，遮遮掩掩的算什麼？”
我吸了吸鼻子，笑著問她“：你那麼喜歡他，你怎麼不去追？”
大波看著我笑了，捶了我肩一拳頭：“晨悠，這可是你說的啊，你自己不去追讓給我了啊，我追到了你可別後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