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滬上「遇」楊度
一
楊度，一個令世人瞠目的奇人，一個誰當政也不能小覷的清客。回眸北洋時代，視線躲不開楊度。
清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三（1875年1月10日），楊度生於湖南湘潭，和十八年後出生的毛澤東同籍，本名楊承瓚，字子。這位少時即得清名的三湘才子，這位執政者的座上賓，這位黑白兩道都能擺得平的“老大”，在清末民初的政壇上，他忽現忽隱的身影曾牽動了多少國人的視線。得意時他出入京華豪門，失意時他避居天津、青島，按說，無論湖南還是北京，也無論津門還是島城，都總該留有一兩所楊氏遺址才是。可是，翻遍這些城市的相關圖書，已經找不到一處楊度的故宅了。
也許真的沒有了。當年，為了搭救在北大任教的“過激黨”朋友李大釗，楊度把京城的住宅“悅廬”賣了；數年後，為了救濟李大釗及同案烈士們的遺屬，他又把遠在青島的前德國租界裏的洋樓賣了。失了私宅的楊度隻能做權勢者的門客，從京城，到滬上，直至死。所以，我雖生長於青島，對清末民初寓居島城的名人的宅第不太陌生，但從來不知道哪座洋房曾屬於楊度。而且，我曾幾度在天津探訪舊時租界裏的名人故居，也沒有誰告訴過我楊度曾在哪棟小樓裏落腳。
北京西城區的豐盛胡同曾有楊度的“悅廬”。數年前，我曾自西向東走過兩遍此胡同，幾百米長的胡同裏已經沒有一座像樣的舊時豪宅，而且，新拓寬的太平橋大街剛剛又切去了胡同的西端。一位出門倒垃圾的中年居民說，他家老輩就住這條胡同，不知道楊度是幹什麼的。至於老宅子嘛，沒了，一個也沒了，本來胡同西頭兒的北邊，還有幾棟從前的大宅子，但現在都拆了。
回看“胡同西頭兒北邊”，正是一地殘磚廢瓦。我知道，一座新建築很快就會崛起，與太平橋大街西側的那幢近年新建的全國政協辦公大樓隔路相峙。
豐盛胡同裏，有幾家中央級單位，而這幾個單位，又都與曾經住在這裏的這位奇人有著奇妙的關聯。胡同南邊有中央編譯局—楊度乃清代最有名的憲政鼓吹者，他創辦的第一本刊物，叫《遊學譯編》，是近代中國翻譯介紹各國政治體製的最早期刊；胡同北邊有中國法學會—楊度不僅是清末《欽定憲法大綱》的詮釋者，還是《大清新刑律》的起草人之一，彼時的大法學家；胡同東頭有國家檔案局—楊度擔任過清廷內閣統計局局長，那時的統計局，兼有後世的檔案局職能。你看，他的主要人生履曆，都與豐盛胡同的三個“國”字號單位有關。可是，豐盛胡同，乃至整個京城，卻沒有給他保存一席之地。
所以，在北方，我也就一直沒能與這位奇人“碰麵”。
倒是在十裏洋場的大上海，我卻兩度與之“邂逅”。
雖說是上個世紀、上個朝代的事了，但“楊度”兩個字依然是個幽幽散著神秘微光的人物，以致兩度遭遇都頗令我踟躕，不知自己該不該摸著這微光一直走進20世紀之初。我很怕自己迷失在那段煙霧彌漫的曆史裏。
兩次相遇的日子，都十分難忘——
一次是在1995年6月1日，那一天因與孩子有關而使我耿耿於心，而我也真的是在一位大孩子的指引下走進了著名的萬國公墓—那天，我本是去謁中華人民共和國名譽主席宋慶齡陵園的，無意間卻走到了“楊度之墓”的碑石前。
還有一次是2000年1月8日，那天是周恩來先生的忌日，我恰巧在上海半晌無事，便請《新民晚報》記者高晨女士領我去看前朝的“周公館”。
從幽靜的前“中國共產黨代表團駐滬辦事處”回來的路上，在一個公交車的站牌旁，偶然看見一方嵌在裏弄口牆上的小小銘牌，上麵刻著四個字：楊度故居。
我不禁為這巧合暗自一驚，因為周公確乎與楊某有著某種神秘的關係！
亂紛紛的鬧市中，我一下子想起楊度的一句哀己不幸的詩來：
市井有誰知國士？
是喲！現在，有多少人真正知道這位北洋時代的國士呢？
二
國士，顧名思義，國家級士人。士，乃古時候對介於大夫和庶民之間的一個階層的稱謂，士往往是讀書人。辭書上的“國士”解釋是：古時指國中才能或勇力出眾的人，舉例為司馬遷說到淮陰侯時，即發過如許感慨：“諸將易得耳，至如信（韓信）者，國士無雙。”瞧，隻有韓信那樣的人才稱得上是“國士”，而且，這樣的人是“無雙”的。可見，國士難求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