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士不是天生龍種的國君，更不是凡夫俗子，也不是隨便在某行當裏留下點名聲的人。曾見過一套前幾年出版的《百年國士》叢書，章太炎、梁啟超、辜鴻銘、蔡元培、魯迅、齊如山、蘇曼殊、吳宓、葉聖陶、錢穆、馮友蘭、老舍、張大千、冰心、沈從文、巴金、季羨林等人都躋身卷中，把真國士如章太炎、梁啟超、蔡元培這幾位，與眾多的文藝名流混為一談，這實在是編著者對“國士”的誤解與濫用。
我理解的國士，當是一國之中通天接地的棟梁之材，而不是隻在某一領域有所造詣的“專業技術人才”。國士乃見解超前、韜略過人的時代先驅，他首先是思想家和政治家，其次才是文學家或別的什麼家。國士的“證書”是靠當時的輿論和曆史兩位“評委”共同頒發的，而不是由當朝的官場位置或後世的政治需要決定的。此“證”不能濫發，不能如現今這般高級技術職稱的帽子滿天飛。而且，國士也決非割一茬又生一茬的韭菜，國士往往不可再生。國士是隻在國運式微或君主求助時應運而生的特殊人物，平和的曆史時期和過於剛愎強悍的君主都不需要國士。總之，國士是中國曆史森林中的巨大喬木，各時期的風景線因了他們的存在才顯得生動和多彩起來。
楊度自稱為國士，倒也不是他太不虛心使自己進步，因為早在清朝末年，名滿天下的梁啟超背地裏就這樣讚譽他了。梁氏在給老師康有為的信中，推薦楊度“才似譚嗣同，當以國士待之”。喏，連才高氣傲的梁先生都這樣認為，可見，楊度的“國士”頭銜早已為國人所共認。
楊度確也不凡。他在那首名噪一時的《湖南少年歌》中，有幾段說的是自家的身世：
我家數世皆武夫，隻知霸道不知儒。
家人仗劍東西去，或死或生無一居。
我年十八遊京甸，上書請與倭奴戰。
歸來師事王先生，學劍學書相雜半。
清代以前的“少年”，指的不是今天的脖子上繞著紅領巾的小學生，而是現今的“青年”。古代經典裏的“少年”，說的都是青年男子，如辛棄疾的“少年不識愁滋味”和嶽飛的“莫等閑，白了少年頭”，無不如是。民國初期王光祈、李大釗等人在北京成立的“少年中國學會”和趙世炎、陳延年、周恩來等人在巴黎郊外成立的“少年共產黨”，也都是指青年而非幼童。對了，清朝那會兒，“幼童”大約與現在的“少年”相對應。
楊度用韻文昭告了他的家世與留學日本前的履曆。
楊氏先世自明洪武年間由金陵（今南京）遷湖南，世代務農，為鄉紳之家。至太平天國運動興起，楊度祖父楊禮堂入湘軍，從哨長做起，官至正四品的都司，戰死疆場。楊度伯父楊瑞生，十五歲即隨祖父征戰南北，官至正二品的總兵。父親楊懿生在曾國荃營中做過文案，即連隊文書。所以楊度說他家“數世皆武夫”。楊度年方九歲時，父親病故，楊度與妹妹楊莊被伯父楊瑞生帶到駐守地歸德府（今河南省商丘市）居住，數年後回籍，一家人的生活仍由伯父照料。正是在將軍府邸，他將名字改為了“楊度”。
楊氏兄妹時以“才男”、“才女”享譽鄉裏，被本省碩儒王闓運一並納入門下。
楊子遇上王闓運，可謂一生最重要的人際相逢。王夫子號湘綺，人稱“湘綺老人”，是公認的國學大師。他素抱帝王之學，據說曾策動曾國藩擁兵自立以替代清王朝而未遂。王先生收弟子，唯才是取，不問出身，與楊氏兄妹三人同窗的，有後來給袁世凱當過大秘書的夏壽田和鄉間木匠兼人像畫師齊璜（白石）等。本就自命不凡的楊度，遇上恃才傲物、灑脫無羈的老師，想不立大誌都難。他以天下為己任，苦讀經、史、子、集，並深研帝王學，時刻準備著，為成為一代帝師而努力打基礎。
自有帝王始，便有帝王學，依附成帝成王者以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的士人，古即有之。且不說戰國時期奔走於各地的那些憑三寸不爛之舌縱橫捭闔的“縱橫家”，隻說晚清，即有多少智者仆仆於此途中？竭力輔佐光緒皇帝的康有為不就是這樣一個人嗎？康有為之後，最具“帝道”精神的，即數這位楊晳子了。此後話也。
十八歲那年，楊度離湘赴京遊學。他在詩中說的“京甸”，指京城附近地區。第二年，他參加了順天府鄉試，中舉人，很是少年得誌。但兩年後的會試，他卻落第。彼時，甲午戰爭失敗的悲憤氛圍正籠罩著在京各地考生的心，他與湖南應試舉人聯名上書光緒皇帝，請拒絕與敵國日本議和，此為他參與政治活動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