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重返京城的楊度，這一次，還是沒被安排到他滿意的位子上。此時，他看不上眼的梁士詒已經是總統府秘書長，因事事要先經過梁某，他被人叫成了“二總統”。梁啟超也已經回國，內定要當財政總長。而楊度是內定的交通總長。交通部是北洋政府權力與實惠很大的一個部門，管著全國的路、電、郵、航，正可由楊氏實踐他的“金鐵主義”。不想老袁不願讓“不是自己人”的梁啟超把握財政大權（時梁為中國進步黨領袖），想來想去，隻給了梁氏一個司法總長的位子。財長一時無合適人選，便囑總理熊希齡自兼。如此一來，總理多坐了個總長的位子，大家就要挨個兒往後挪。結果，交通總長的交椅讓老資格的周自齊坐去了。老袁又授意讓楊度當教育總長。哪想到楊度竟嫌清水衙門有職無權，嘴唇一撇，對熊希齡說了句“本人幫忙不幫閑”，便拂袖而去。
“二次革命”被彈壓後，國民黨成了叛亂團體，被大總統下令取締。國會第一大黨的取締，直接導致國會癱瘓。老袁便另組“政治會議”以過渡。由是，機會之光又在楊度眼前閃了一下—老袁曾有意讓楊度擔任議長。但掂量來掂量去，最後還是把頭把交椅送給李鴻章的侄子李經羲去坐了—老袁更需要舊勢力的支持。楊度為總統府特派的八議員之一。五個月後，參政院成立，政治會議撤銷，楊度又被老袁指定為參政院參政。
其間，雖未做成大官，他卻甘心做了一回小官—“督辦漢口建築商場事宜”，此官隸屬農商部，臨時官差，隻半年，實在有些委屈他了。興許這與其“工商立國”的理想有關，他欣然南下。
這一年，他還做成了兩件好事，似應單獨說一說。
一是與主持湖南明德學堂的胡元倓等人代表湖南“育群學會”與美國雅禮會簽訂了一項協議，促成了後來著名的湘雅醫院的誕生；一是終於說動恩師王闓運離湘抵京出任國史館館長，半年後王夫子離職回籍，他則以副館長“護理”（代理）館長。
至民國四年（1915年），被七嘴八舌的議會政治弄得很鬱悶的袁世凱，不覺動了變更國體的邪念。“變更國體”是“恢複帝製”的客氣說法。是年元月，袁世凱長子袁克定在小湯山宴請梁啟超，楊度乃唯一作陪的人。席間，小袁大說共和製的缺點，隱隱表示出變更國體的意思。梁啟超當場表示反對，並於此宴後離職回了天津，直到袁死後才重返北京。而在場的楊度卻一下子摸準了袁氏父子的脈。
眼看著國事紛亂，“共和”失和，更不知伊於胡底，篤信君主立憲的楊度正著急呢，為“帝師”的使命感再一次把他發動起來了！開春，他即動筆寫就日後成為帝製派綱領性文件的《君憲救國論》，隻是憚於機會不成熟，沒敢拿出來發表。當年8月，機會來了，他從《亞細亞日報》上的一篇文章上看出端倪。該文作者為大總統的美國籍憲法顧問古德諾，題目是《共和與君主論》，作者洋洋灑灑寫了一通共和製與君主製的優劣，之後，明明白白地下了結論：
中國如用君主製，較共和製為宜。
不是老袁授意，一個外聘的洋策士敢公開這樣說？
當年同在王闓運門下就讀的夏壽田同學，時任大總統“內史”（秘書）。據說，夏告訴他，應該聯絡幾個人討論國體問題，即中國是否繼續走共和道路的大問題。
於是，在夏的陪同下，楊度到中南海覲見了大總統。
寒暄過後，他請示說，想組織一個專門機關以“研究國體問題”。
不料，此提議卻遭到大總統的製止：“不可！外人知我們關係，以為我所指使。”
這一下，楊度更有數了。領導說“不可”的原因，並不是這事根本做不得，而是怕外人懷疑是其授意！於是，他便放膽回答：
度主張君憲十有餘年，此時如辦君憲，度是最早之人，且有學術自由，大總統不必顧慮。
嗬嗬，老袁還顧慮什麼？隻說了句“你可與少侯等談談”後，便扯別的去了。
老袁說的少侯，即著名的革命黨人孫毓筠，少侯是其字，和楊度一樣，孫氏也是參政院參政。楊度找了他，還找了李燮和、胡瑛、劉師培三位在京的著名革命黨人，更拉來了名重海內外的總統府高級顧問嚴複老先生。楊度將這幾位有影響的人士拉在一起，一番籌劃後，在石駙馬大街（今宣武門內新文化街）的前清郡王府門外，赫然掛上了“籌安會事務所”的牌子。楊度自任理事長，恢複帝製後欲當首輔的政治野心昭然若揭。
籌安會的理事們很快寫出一批鼓吹帝製的文章發布於報章，其中最有分量的，即楊度前些日子寫好的那篇《君憲救國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