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年，為了躋身於體製內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他不惜“納貲”，讓自己成了正五品的候選郎中。“貲”音與義同“資”，“納貲”即花錢買官。有清一朝，花錢買官是進入國家官吏體製的一條正當途徑，是科舉入仕的重要補充，與當下行賄上司為自己買官有本質的不同。
翌年，楊度再接再厲，創辦了《中國新報》，自任總編撰員。
有了自己說了算的報紙，他就把自己的“金鐵主義”從從容容地公之於世了。之後，他又創立了政俗調查會，後改名憲政講習所、憲政公會，以會長和常務委員長的身份力推國內“憲政之實行”。他的中心目標很明確—“設立民選議院”。
秋風起時，楊度不得不返回湖南，為恩重如山的伯父楊瑞生奔喪。靈堂前，他留下了一副詞、字雙絕的挽聯：
平生恩義，未忍追思，從茲落落一身，悵望出門誰念我？
國事棲皇，曾何所補，徒使悠悠千載，羈遲遊子恨終天！
回到家鄉，孝服在身的楊度仍念念不忘憲政大事。他發動成立了湖南憲政公會，以全省士民名義發起入京請願運動。他起草了《湖南全體人民民選議院請願書》，請老師王闓運改定後領銜發出。
今天，於這篇“憲政倡議書”問世百年之後，我認真閱讀楊氏的激揚文字，猶能感受到一股強烈的衝擊力：
國家者，由人民集合而成。國家之強弱，恒與人民之義務心為比例，斷未有人民不負責任而國家可以生存，亦未有人民不負責任而國家尚可立憲者也。
中國人民數千年來，屈伏於專製政體之下，幾不知國家為何物，政治為何事！即其當兵、納稅，亦純出於強力之壓迫，並不知人民對於國家之職務應如是也。
東西各國，人思自救，舉國一心，其忠君愛國之忱，我國人民實多遜色。然彼何以至此而我獨不然者？即純以民選議院之有無為之關鍵也！蓋有民選議院，則國家對於人民，既付以參政之權利，故政治之得失，上下同負其責，而彼此無複隔膜，且利害與共，意誌自通，關係既深，觀念自切。
今惟有利用代議製度，使人民與國家發生關係，以培養其國家觀念而喚起政治思想。俾上下一心，君臣一德，然後憲政之基礎確立，富強之功效可期。否則，政府獨裁於上，人民漠視於下，國家成為孤立，君主視若路人，雖日言立憲，亦安有濟乎？
多麼發人深省的思想啟蒙課本！
與今人想象不同的是，被一個年輕氣盛的著名“執不同政見者”指著鼻子數落並很具體地教導了一頓後，清政府卻並沒惱羞成怒，反倒將其直接調入朝廷，讓他專管憲政的普及和實施了—在接到張之洞和袁世凱聯名保薦楊氏“精通憲法，才堪大用”的上奏後，光緒三十四年三月二十日（1908年4月20日），慈禧太後傳諭：
候選郎中楊度著以四品京堂候補，在憲政編查館行走。
國運式微，當國者首先著急啊！顯然，慈禧原諒了與“亂黨”有染的楊度。
憲政編查館，是清廷於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設立的“政治體製改革領導小組”，初名考察政治館，由軍機處的王大臣領銜，級別雖高，卻一直沒有得力的人手具體辦事。把楊度調來“行走”，正是人盡其才。“行走”雖非專任官位，但卻等同於後來的秘書，名義不高，位置卻很重要。
然而，調入中央機關的楊度，依然像流亡在異國一樣的“不老實”，而且，利用職務之便公然“以權謀私”，到處傳播他那套憲政理論。
同樣認定中國必須走憲政道路的軍機大臣兼外務部尚書袁世凱，在頤和園的外務部公所召集會議期間，請楊度前來回答官員們的相關質詢。現在看來，這顯然是足智多謀的袁氏為楊度擺下的一個挺不錯的講壇，他要讓朝中那班守舊的大臣們明白，“憲政”到底是怎麼回事。
那一天，楊度不慌不忙地當堂回答質問，越說越勇，到後來，竟膽大包天地宣稱：
政府如不允開設民選議院，（本人）則不能為利祿羈縻，仍當出京運動各省人民專辦要求開設民選議院之事，生死禍福皆所不計，即以此拿交法部，仍當主張到底！
真是擲地有聲，響遏行雲！百年前，楊度即有如許之見解，並有如許之勇氣，實在令人肅然起敬！
楊度的政治設計方案是，盡早召開國民會議，即由國民代表們參與表決國家大事，而不再是靠紫禁城裏的極少數王公大臣跪在地上唯唯諾諾地稱“皇上聖明”來決定國運。顯然，這是資產階級國會的雛形。這位憲政公會常務委員長甚至與部分清宗室在京成立了憲政公會北京支部，一隻腳在體製內一隻腳在體製外，疾呼起離經叛道的政治主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