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真相如何，反正，民國六年（1917年）歲首，三十八歲的陳獨秀，帶著他風靡全國的《新青年》雜誌，來到北京，成為中國最高學府的文科學長。
早在1997年12月14日，我就找過北京故宮東牆外的箭杆胡同，北洋時期的箭杆胡同九號，現為20號，是陳獨秀任教北大時的故居。
大門朝北的陳氏故居，隱匿於紫禁城東的一片灰色的胡同裏，已經破舊不堪。之後幾年，我又去過幾次，去看望房東孫誌誠老先生。老先生的父親，即當年陳獨秀的房東。我曾幾次在當年的《新青年》編輯部裏，聽老人坐說當年。
老人說，當時，他們一家依然住在南邊的那排屋裏，北邊靠胡同的這排房子，租給了陳獨秀先生（他每提陳獨秀，必加“先生”二字）。當年，住這兒多方便啊！陳獨秀先生從這兒去北大上班兒，或者走胡同西口的騎河樓南巷再轉到北巷，或者走東口的北河沿大街，往北走沒多遠，就是北大紅樓了。陳獨秀先生當年與高君曼和一雙兒女都住在這個小院。北邊靠門口的這間房子，就是《新青年》編輯部。靠門兒方便啊，北京故宮東華門外的箭杆胡同20號，是陳獨秀寓京時的舊居，亦為近百年中國最有影響的期刊《新青年》的編輯部。十餘年裏，我多次造訪此宅，風貌無改。人來人往的，聽父親在世時說，那會兒，這兒可熱鬧啦！
蔡先生胸寬如海，陳獨秀如魚得水，初到北京的日子，陳獨秀工作順心，事業斐然，群星拱月，天下景仰。在胡適、周樹人、周作人、錢玄同、劉半農、沈尹默、李大釗等新文化運動的幹將加盟後，《新青年》成了一個時代的號角和整個世紀的旗幟。這位新文化運動的“總司令”（毛澤東語），講學、撰稿、交友、演講，甚至親自撒傳單，像旋風一樣掀起了中國近代的一場思想大啟蒙運動。現在，誰都得承認，沒有五四時期陳獨秀所領導的那一場新文化運動，就不會有現代中國的大批傑出政治、軍事、文化人才的湧現，也就不會有日後中國共產黨的問世。
嗚呼！漫漫中國曆史上，有幾位在野的思想家的號令，能令整個中國的知識分子如此感佩，如此響應，如此奮起，並因此而改變了民族的命運？
然而，誰能想到，即使占據了全國最高學府的一流位置，即使已是萬眾仰望的知識界領袖，即使果敢地加入了約束一己物欲的北大“進德會”，陳獨秀仍堅持不做完人，他白天忙著發動新文化運動，晚上則忙裏偷閑去八大胡同銷魂。
高君曼當然要與他吵鬧了。小眾女士言簡意賅地罵丈夫為“無恥之徒”（確實比較無恥），而陳先生則十分機敏地反譏新妻為“資本主義”（隻想壟斷私產之意？）。後來，陳獨秀竟因與學生共爭一個妓女而被政敵捅到報館裏。
蔡校長很為難，隻好借教學體製改革之機撤了文科學長一職，請陳專做教授。為安慰他，還弄了張北大“國史館編纂”的聘書給他。然而，陳獨秀哪裏是肯安分地坐而論道的教書先生？他更無心去編纂國史，借蔡校長辭職南下之機，索性請假不上班了。那時，他已經迷上了馬克思主義，除了主辦《新青年》，還整天忙於校外的政治活動，從“教學第一線”的骨幹，成了風風火火的職業革命家。
民國八年（1919年）暮春的一個晚上，陳獨秀叫上北大同事高一涵、王星拱、程演生和內務部僉事鄧初等人到中央公園向乘涼的人們分發《北京市民宣言》。傳單是頭一天晚上印好的，還請留美博士胡適將內容翻譯成了英文。第二天晚上，他們再接再厲，在一家川菜館吃完飯後，又分頭到市民們晚上乘涼和娛樂的新世界商場和城南遊藝園去分發傳單。一向大大咧咧的陳教授，手執傳單，逢人便送，終被蹲守的便衣警察抓獲。還好，他從幼稚舉動中猛醒過來，大呼大跳：“暗無天日，竟敢無故捕人！”滿堂嘩然，高教授與鄧僉事這才知大事不妙，遂僥幸脫險。
其實最僥幸的是陳本人。因頭一天中央公園的傳單已經震驚了京城的治安部門，軍、警各派偵探分布於市民紮堆的場所。陳獨秀不幸撞在網上，卻又有幸是被警察捕去的，如若被軍人抓走，則其生命很可能終止於四十歲那一年！
說來真巧，陳獨秀是安徽人，北京政府的當家人段祺瑞也是安徽人，而且，段總理起用的兩位京城治安聯防的最大頭目—京師警察廳總監吳炳湘和京師衛戍區司令段芝貴，也都是安徽人。讓人慶幸的是，吳總監是看重鄉誼並敬重文化人的老鄉，堅持把陳先生留置警廳並善待之。而段司令則是個一心為政府並極端仇視“過激主義”的武夫。陳獨秀擬定的《北京市民宣言》上，五條要求之第二條，實屬“過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