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經斯基的多次造訪，完善了陳獨秀的建黨思路。民國九年（1920年）8月某日，陳獨秀與李漢俊、沈玄廬、施存統、戴季陶、陳公培在此宅宣告成立了一個全新的政黨—中國共產黨。陳被推舉為書記。他們共同起草了黨綱。稍後，邵力子、陳望道、趙世炎、李達、周佛海、李啟漢、沈雁冰（後以筆名“茅盾”行世）等人陸續加入，俄共黨員楊明齋也加入進來。當今世界第一大政黨，就是這樣在上海的陳獨秀家中成立的。稍後幾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後改名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也在此宅內成立起來。
必須說明的是，無論CPC（“中國共產黨”的英文簡稱）還是SY（“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英文簡稱），每次開會，共產國際的代表都在場。
關於中共的建黨日期和地點，早期中共要員張國燾和張申府都在回憶文章裏寫過。張國燾說，是年8月底，他從上海回到北京後，把與陳的談話經過告訴了李大釗，“李先生略經考慮，即無保留地表示讚成”。張申府則寫到那一年的9月中旬，他去上海接羅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 3rd Earl Russell，英國學者，1920年—1921年來華任北大客座教授）的情景：
就住在漁陽裏二號陳獨秀家裏，這就是當時黨部所在。從上海回京後，我把和陳獨秀談的情況告訴了李守常。
這比人們通常所說的中共建黨時間“1921年7月”早了差不多一周年！
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後，陳獨秀讓張國燾與張崧年分別捎話給李大釗，囑其成立北京共產黨小組。之後，兩人又分別致函天津、武漢、長沙、濟南等地的共產主義者，這才有了一年之後的中共“一大”在此宅附近的另一所石庫門房子裏的召開。
後來，隨著陳獨秀政治行情的暴跌，特別是共和國成立之後，人們耳熟能詳的是：1921年7月1日是中國共產黨誕生日，與會的湖南省代表毛澤東成了中共創始人，而之前一年陳獨秀在上海成立的隻是“中國共產主義小組上海組”或“中共上海發起組”。如今，中共黨史專家已經把中共“一大”的準確日期考察清楚了，即並非1921年7月1日，而是該年的7月23日至31日，但權威教科書還是沒把中共到底是何年由何人創立的問題說清楚。顯然，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日期說成建黨日並不確切，恰如人們不能把1924年召開的中國國民黨全國第一次代表大會認定為該黨的成立日一樣，因為國民黨早在十二年前的1912年即已宣告成立。
因陳獨秀而籠罩在中共黨史上空的迷霧實在太濃！
民國九年（1920年）的陳獨秀頭上還沒有迷霧，這位導師像陽光一樣暖熱了許多熱血青年的心，他在此不斷接見前來的求教者。這其中，就有在北京時見過的李守常手下的湘籍青年毛澤東。當得知毛潤之氏欲回湖南興辦文化書店卻阮囊羞澀後，陳獨秀甚至親自為其在亞東圖書館作保借給他三百大洋！後來，在大西北的窯洞裏，毛澤東就曾感慨過：就是在上海與陳獨秀的一次長談之後，他才開始轉變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
是啊，對這些如饑似渴地期待以真理果腹的客人們來說，十五分鍾的時間怎麼能夠？
建黨之後的陳獨秀，成了職業革命家，他的《新青年》從第八卷開始成了本黨的機關刊。民國十一年（1922年）7月1日出版了第九卷第六號後，《新青年》休刊。次年在廣州複刊時，主編已是瞿秋白，刊物內容也不再是為全社會所追捧的綜合性雜誌，而成為中共中央理論性刊物。陳獨秀時代的《新青年》不複存在，但由此刊哺養大的一代“新青年”卻成為中國社會的中堅。
《新青年》不朽！
2000年1月7日那天下午，我走出了這條藏著中共誕生地的毫不起眼的弄堂，但見大街上淒雨依然。
匆匆駛過的電車濺起肮髒的積水，竟讓我想起久居上海灘的那位美國人鮑威爾描述過的20世紀20年代時的上海街景：
來自世界各地的共產黨都彙聚到中國，幫助推動革命，附帶著享用第三國際從俄國農夫和全世界工人階級那裏收集來的可觀資金。那些政治權術家，在他們的祖國行動時，隻是步行和坐公共汽車，但來到中國後很快發現，嶄新的美國汽車是他們在華活動不可缺少的工具，美國在上海的汽車代理商因此大賺了一票。美國共產黨領袖厄爾·白勞德（Earl Browder）曾到上海一行，他對這種大肆揮霍的風氣予以勸阻，在一次歡迎他的盛大宴會上，除了黑麵包和白開水之外，他什麼也沒吃。他說，這都是俄國農民為了支持中國革命，忍饑挨餓積攢起來的錢，一分一厘來之不易。但是白勞德到達上海太遲了，一些俄國顧問專製、獨裁的做法，已經招致許多國民黨人的不滿，雙方關係日漸疏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