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就共產主義在中國的情形請教過白勞德，他憤慨地指責那些政治代理人：“他坐著轎車，到處兜風，出席宴會，而俄國和中國的農夫、工人卻正在餓著肚子！”
想起這位大記者的描述，我的心情更加沉重了。陳獨秀和他的同誌們是否出席了那個歡迎美國共產黨領袖的宴會？他們是否會像那位白勞德先生一樣對蘇聯和共產國際的代表們感到憤懣？說到底，他們知道蘇聯政府為中國如此耗費，到底是為了什麼嗎？
被推上政黨領袖位置的陳獨秀，生活在怎樣一個被異化了的空間裏啊！
這個人不怕苦。前麵說了，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在日本，隻要投入工作，這個人就“足不出戶”、“頭麵不洗”，即使衣服上全是虱子、一天吃不上飽飯也毫不在意。
這個人不畏死。北洋政府時期，他在安徽當省府顧問，因下去鼓動軍隊反抗袁世凱派來的新都督而被對方抓獲，擬就地槍決。他毫不在乎地告訴大兵：“要槍決，就快點罷！”南京政府時期，他最後一次被捕，在從上海押解至南京的夜行列車上，同案犯無不難以成寐，獨他一人酣然大睡！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這樣的人何事不成？
這個人不圖名。三十二歲那年都做到省府的秘書長了，也算副省級高幹了，卻自動請辭，甘作“討袁”幕僚，失敗後更跑到上海灘當起了以賣文為生的普通文人。
這個人不計利。叔父留給他一大筆家產，在北京時，叔父在京城開的古玩店的老板力邀“少東家”到店裏看看，他卻匪夷所思地回答：那不是我的店！竟一次也沒過問，更沒去過！在北大當中層幹部，月薪三百元，也算收入頗豐一族，但為了理想，卻寧願“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陳獨秀語），直至放棄公職。民國十四年（1925年）秋，一位英國左翼領袖來滬與陳獨秀會晤，問他是否真的像中外所傳的那樣“家擁巨資”？他指著隔壁房間的黨內外文件說：“吾之財產，全在乎此！”
既不索名，也不求利，這樣的人能不超脫？
然而，陳獨秀沒有成功，也沒有超脫，相反的，至死他都非常痛苦，都在不斷地否定昨天，以致成了胡適所說的“終身的反對派”。
是的，他畢生都在執拗地追求真理，因而也就終身都在反對那些似是而非的偽真理。
這就是他的“怕”，這也就是他的“圖”—怕用了人家的錢就無法按自己的思路去尋找真理，圖中國共產黨能獨立自主地完成民族的解放事業。既有大怕，又有大圖，他能不失敗？
當局者迷。即使大智慧如陳獨秀者，當時仍不能看透蘇聯人的心思，因為他不得不靠蘇聯人提供的資金來開展工作。
本來他堅決反對國共合作，更不支持什麼“北伐”。事情的發展完全證實了他的預見：蔣介石借北伐殘害了中共，並建成了國民黨獨裁政權。他也不同意讓中共成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更拒絕本黨靠蘇聯人的經費生存。但是，因成了沒有社會職業的地下工作者，因是靠共產國際的代表用重金把他從獄中“活動”出來的，因要服從“世界革命”大局的需要，他隻得屈從，成為靠盧布潤滑的一架高速旋轉在中國政局上的機器。資料顯示，整個20世紀20年代至30年代前期，在中共中央被迫從上海撤至江西蘇區前，絕大部分黨的經費都是共產國際的特使們秘密帶來的！
且聽陳總書記在中共“三大”上的政治報告中說的這句話：
黨的經費，幾乎完全是從共產國際領來的。
不妨再讀一份中共中央1925年3月20日致共產國際執委會的報告：
我們對共產國際有兩個要求：一、盡量多派些在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一九二一年成立，專門訓練亞洲革命幹部─筆者注）學習的中國學生同誌回國工作。二、為我們追加資助以下事宜的款項：
1.《向導》200元
2.小冊子和傳單200元
3.在地方巡視的中央視察代表（2人）24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