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拗的黎大總統又犯了“民國係國民公有之物”的老毛病，堅決不向惡勢力低頭。頭頂雞毛帚的中國軍人們在洋人跟前“一地雞毛”，但收拾一個手無兵權的國家元首還是大有招數的。
且看可憐的黎大總統民國十二年（1923年）6月間通電全國時的悲慘自訴：
本日（6月7日），十四機關軍警長官三百餘人到府（總統府）索薪。……
八日，即有軍警官佐數百人，佩刀入新華門，圍居仁堂（總統辦公室），借口索餉，經當麵再三開導，始自散去。……
九日清晨，城郊警士一律罷崗。
領袖公使（即駐華使館組成的“外交團”之召集人、葡萄牙公使符禮德）來宅質問。
天安門前複有數百人，說開“國民大會”，散發傳單，並構罪名。新華門外及東廠住宅，守衛盡撤。比午，住宅數處電話不通，直係軍警派人監視，不許接傳。……
本日（10日）軍警各官百餘人，無故闖入住宅，借名索餉，百喻不散。複有號稱北京市民請願團及國民大會約近千人，手持旗幟要求退位，圍宅喧嚷，屢請步軍統領、警察總監等來宅不至。……
8月12日，被逼急了眼的黎大總統第二次致電給住在保定的曹錕和住在洛陽的吳佩孚，除說明當前的尷尬處境外，更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態度：
本日又有軍警官佐多人，集門外，複雇流氓走卒數百人，手執“驅黎退位”等紙旗，圍守住宅。……元洪何難一去以謝國人？第（但是）念職權為法律所寄，不容輕棄！
兩公畿輔長官，保定尤近在咫尺，坐視不語，恐百啄無以自解，應如何處置，仍盼示！
這一切，都是在保定的直魯豫巡閱使曹錕導演的，他哪能理會黎的緊急呼籲？而在洛陽的吳佩孚也不願得罪有知遇之恩的曹錕。所以，盡管知道是本軍袍澤在胡鬧，也沒吱聲。
於是，鬧劇演至極致——“大德堂”的水與電悉被切斷了！
黑暗中的大總統見生存難保，便命姨太太危文繡（後改名黎本危）卷起眾“寶”——袁世凱傳給他的“中華民國之璽”、“大總統印”和“陸海軍大元帥印”三枚圖章出走，躲藏進法國人設在東交民巷裏的醫院，他本人則於6月13日下午1時許攜隨從乘專車退往天津。
那時的人憨，以為隻要圖章在誰手裏，國家就是誰的。這種迂病居然一直持續到半世紀後的文化大革命轟轟烈烈開始之時。少年的我，眼中滿是唱著《造反有理》等“戰歌”的“奪權”者，隻要搶到了某單位的那柄小圓木頭，該單位就輪到這一派“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了。
執拗的黎元洪想繼續主沉浮，就誓不交權。想不到，那時，“走資派”憨，“造反派”也憨，聽說黎元洪攜印章而去，曹錕忙命令擔當直隸省省長的部將王承斌率兵攔住總統專列，並摘走火車頭——不繳出總統印章就休想挪動一步！
那時，街頭私刻公章者居然一個也沒有，不然，哪用得著威力無比的軍人們這般耗神費時？
困在車廂中，可殺不可辱的國家元首憤不欲生，拔出自帶的手槍欲自裁，幸被左右強行攔住。囚籠難耐，萬般無奈，僵持良久，時已夜半，他隻得通知遠在北京法國醫院裏的姨太太把“國璽”交出去，換得自己平安返津。
行路難，歸去來！什麼世道！
剛到天津的黎元洪宣稱不承認北京的奪權者，並去上海欲聯絡各方組織合法政府，繼續揮舞他的元首令牌。無奈曹錕他們已經迫不及待地開始工作，而國人和列強使節們又隻認實力。於是，黎元洪真的心灰意冷了。他去日本待了一段時間（清末民初中日往來無需護照），本來還想去他一直向往的歐美轉一圈兒，無奈沒有護照，而辦護照就得求北京的“偽外交部”，黎元洪絕不願求那些人。所以，他隻好回到天津專心做他的生意了。他厭極了齷齪的政治，自茲不複見任何當政者。之後幾年，隨著北京秉政者的更替，還曾有機會複任總統，至少是續完被強行中止的任期，但他，無論如何也不會再上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