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匪情之分析與剿匪作戰綱要》（1947年5月15日），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22，第114、117頁。據時任國防部三廳廳長的郭汝瑰分析：“進攻山東，是他（指蔣介石--作者注）主觀以為進攻延安後，就可抽調主力在山東尋求決戰，是進攻延安後的臨時決策而不是預定計劃”；“他不懂得開辟新戰場，實際是分散兵力，有礙重點形成的道理。蔣介石本人在戰略上就根本還未著眼到重點進攻，更未想到鉗形攻勢。他進攻陝甘寧邊區，初意也隻是想壓迫解放軍東渡黃河進入山西，以便轉用兵力，但兵力轉用何處也並無定見。至於重點進攻山東，那是以後才決定的。即使到那時，他也未著眼到鉗形攻勢。同時，陝北和山東相去甚遠，也不可能發揮鉗形攻勢的作用。”而國民黨戰史亦認為，國民黨軍的重點進攻計劃並未發現己方的原始資料，隻是根據中共方麵之資料判斷其存在。《郭汝瑰回憶錄》，第244、420~421頁；《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5部第3冊，第334~335頁。因此，蔣介石是否有確切的主觀意圖發起重點進攻尚須研究，但無論如何，國民黨軍對陝北和山東的進攻曾給中共部隊帶來相當大的壓力，而因國民黨軍戰區間和戰區內的協同不佳，未能根本改變國民黨的軍事處境，所謂重點進攻最終仍以失敗而告終。
總之，因為當時國民黨的執政黨地位，便不能不以恢複地盤為作戰重點，作戰目標是在廣闊的進攻麵下以占領點、線為主，從而使自己背上了守備的沉重包袱，分散了自己的力量，導致占地越多，則被牽製的兵力就越多，機動兵力也越少，既給對手造成打擊目標，自己也疲於應付。換言之，如國民黨戰史所承認：“擴展空間之作戰，必須全麵進攻，不但行動遲緩，且兵力形成分散，極易被敵人各個擊破。不但不能牽製敵人……反而易於被敵人所牽製，授予敵人機動作戰之好機。”《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5部第3冊，第123頁。內戰之初國民黨軍的失利，絕大多數發生於運動戰中，誠非無因。
所謂旁觀者清，中共當時即看到了國民黨的致命弱點，“除了政治上經濟上的基本矛盾，蔣介石無法克服，為我必勝蔣必敗的基本原因之外，在軍事上，蔣軍戰線太廣與其兵力不足之間，業已發生了尖銳的矛盾。此種矛盾，必然要成為我勝蔣敗的直接原因。”國民黨軍“能任野戰者不過半數多一點。而這些任野戰的兵力進到一定地區，又不可避免地要以一部至大部改任守備。敵人的野戰軍，一方麵，不斷地被我殲滅，另方麵，大量地擔任守備，因此，它就必定越打越少。”《三個月總結》，《毛澤東選集》（合訂本），人民出版社，1967，第1102頁。內戰經過的事實驗證了中共的判斷，而國民黨國防部次長秦德純亦承認：“國軍敗固敗，勝亦不勝，蓋每發動一攻勢，勝後即將能機動之部隊悉供於駐守，則爾後即無再主動能力”。《徐永昌日記》，1946年1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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