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情報方麵，內戰初期，國民黨軍進攻中原、蘇北、延安、山東的情報均為中共事先所獲，令其在軍事上處於非常被動的地位，而且使統帥部的決策幾無秘密可言。蔣介石亦承認：“共匪最大的長處，即在於他們情報工作的確實和靈活。他們不但可以多方麵搜集我們的情報，刺探我們的消息，而且他們得到了關於我們的情報之後，立刻就能作適當的布置，實行欺騙誘惑，來打擊我們國軍。他們情報人員不僅布置在我們的周圍，甚至打入我們的司令部裏麵，擔任很重要的位置”。徐永昌稱國民黨軍的行動為，“通信不能密，截電不能譯，敵測國軍如指掌，國軍對敵在敷衍”。《一年來剿匪軍事之經過與高級將領應注意之事項》（1947年10月6日），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22，第268頁；《徐永昌日記》，1947年1月6日。最可笑的是，作為國民黨軍的統帥，蔣介石既不知彼也不知己。萊蕪戰役中，與中共有秘密聯係的整四十六師師長韓練成接受華野指示，臨陣主動脫離指揮，導致該部因群龍無首而一片混亂，率先被殲，並牽累李仙洲的全盤行動。事後，韓領中共之意，以突圍而出的身份回到南京。蔣介石不明底裏，居然大誇其“從萊蕪帶了一百餘人，在敵人的後方橫行五六百裏，曆時十餘日，最後安抵青島……如果共匪真的厲害，韓師長又何能以這樣薄弱的兵力橫行於這樣廣大的匪區？”《國軍剿匪必勝的原因與剿匪戰術的改進》(1947年4月15日)，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22，第64頁。直到1年後，韓練成在西北任職時，其與中共的關係才暴露，結果又因張治中的關係而安然脫離，潛赴香港，再轉往中共根據地。不僅如此，由於國民黨軍與民眾關係的疏離，使其戰場情報工作也往往是一無所獲。蔣介石一方麵抱怨“國軍在收複區內不能組織民眾，訓練民眾，以收軍民協力根本清匪的效果，是我們軍事進展遲緩的一大原因”；另一方麵又因擔心民眾泄密，居然要求“國軍進入匪區，必須與當地民眾隔離，以便封鎖消息”。《國軍剿匪必勝的原因與剿匪戰術的改進》(1947年4月15日)、《仁和墟與孟良崮兩次戰役之講評及其教訓》（1947年6月6日），《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22，第59、167頁。可想而知，一支不能與民眾交流的軍隊怎麼可能在戰爭中得到民眾的支持。
國民黨軍在抗戰勝利後的接收中，上下交索，撈取實利，貪圖享受，缺乏再打一場艱苦戰爭的心理準備。如同其自身檢討時所稱：“匪軍之優點無他，在其各級幹部均能不避危難，身先士卒，以貫徹其任，反視我軍幹部，下級者，專事其承迎上級之意，不知何謂自動自覺；上級者，則養尊處優，講求享受，對於軍事科學既不悉心研究，治軍教戰之天職，更早置諸腦後，一至大敵來臨，則舉止失措，顧此失彼，如此而司三軍之命，此其所以致敗也。”《剿匪戰事之檢討》，第27頁。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