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霞客遊記》中有一段記述華山的文字:“未入關，百裏外即見太華屹出雲表;及入關，反為岡隴所蔽。”有些人物就是這樣，需要在足夠遠的距離、相當長的時段裏去考究，方能窺其堂奧。張學良恐怕就屬於這類典型。至於這種超越價值判斷與意識形態的奇特現象是怎麼形成的，簡單幾句話很難說清楚。
幾十年來，人們都擔心他會過早地摧折。劇烈的顛折，精神的磨難，壓抑的環境，都像致命的強酸日夜蝕損著他的心靈，摧殘著他的健康。可是，他卻奇跡般地活了101歲，成了一部名副其實的、可圈可點的世紀大典。壽命長，閱曆就豐富，在一個多世紀的生命曆程中，他既有鮮花著錦、烈火烹油的崢嶸歲月，也苦捱過長達兩萬日夜的囹圄生涯，在神州大陸和孤島台灣，光是囚禁地就換了十五六處。他雖然未曾把牢底坐穿，卻目送了許許多多政治人物走進墳墓，就中也包括那個囚禁他的獨裁者及其兩代兒孫。
當然，對於政治人物來說，長壽並非都是幸事，套用一句習慣語:它既是一種機緣，也是嚴峻的挑戰。曆史上，許多人都沒能過好這一關。八百多年前，白居易就寫過這樣的詩句:“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向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偽複誰知?”早年的汪精衛，頭上也曾罩過“革命誌士”的光環，如果他在刺殺攝政王載灃時，僥幸而死，也就沒有後來成為“大漢奸”那段曆史，而遺臭萬年了。當時他的《被逮口占》詩句:“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不是也曾傾倒過許多革命青年嗎!
我們不妨設想--
如果二十歲之前，張學良就溘然早逝，那他不過是一個“瀟灑美少年”，紙醉金迷的紈絝子弟;可是，後來他擁有足夠的時間，從而獲得了多次建功立業的機會。
如果三十歲之前，他不是顧全大局，堅持東北易幟，服從中央統一指揮;而是野心膨脹，迷戀名位，被日本人收買，甘當傀儡“東北王”，或者像他父親所期待的，成為現代的“李世民”，那麼，在紅極一時的背後，正有一頂特大號的“漢奸”帽子等待著他。
如果四十歲之前，他沒有發動西安事變，而是甘當蔣介石剿共、“安內”的鷹犬，肯定不會有任何功業可言，即便僥幸得手，最終也難逃“烹狗”、“藏弓”的可悲下場。
如果五十歲之前，他在羈押途中遭遇戰亂風險，被特務、看守幹掉;或者在台灣“二·二八”起義中，死於營救與劫持的“拉鋸戰”，國人自然不會忘記這位彪炳千秋的楊虎城一樣的烈士，但卻少了世紀老人那份絕古空今的炫目異彩和生命張力;如果百歲之前，他在口述曆史或者各類談話中，幡然失悔，否定過去，那麼，“金剛倒地一攤泥”，他的種種作為也就成了一場鬧劇。事實上，出於各種心態與需求，正有不少“看客”靜候在那裏，等著“看戲”，看他在新的時空中邂逅自己的過去時，會以何種方式、何種態度、何種內涵作最後的交代。麵對記者的問詢，老將軍一如既往，鎮定而平靜地回答:“如果再走一遍人生路，還會做西安事變之事。”英雄無悔，終始如一，從而進一步成就了張學良的偉大，使他為自己的壯麗一生畫上了圓滿的句號。
伴著海雨天風，太平洋的潮汐終古奔騰喧嘯，斜暉朗照下，威基基海灘也照樣人影幢幢，隻是，那位世紀老人的身影卻再也不見了，他已經走進了永恒的曆史。作為既渡的行人，前塵回首，他早已習慣於不矜不躁，但也不會有任何愧赧，他的靈魂必定是坦蕩而安然的。他曾以做個中國人感到無上榮光，並為之獻出一切;他的祖國，也為擁有這個偉大的兒子而無比自豪。他的生命，如同西塞羅所說，將長存於生者的記憶中。
(《十月》200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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