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州娘家已經返回合肥避難，這讓她放心，她自己也已經儲租了可吃半年的米，她要實行省吃儉用，用餘款還可以過舊曆新年。她開始念叨沈從文的打腫臉充胖子，錢上大手大腳:“我這三四年來就為你裝胖子裝得夠苦了。你的麵子糊好了，我的麵子丟掉了，麵子丟掉不要緊，反正裏外不討好，大家都難過。所要的錢我已寫信給大姐，她當會如數寄二百給你，這邊所剩無多不能寄你。”
從這裏看，沈從文應該寫信找張兆和要過錢，張兆和由此覺得沈從文花錢太大手大腳，因此來了一段“教訓”，沈從文花錢是大手大腳嗎?如果是，又為什麼會這樣，我們不妨做出一點揣測。兩種可能。一種是沈從文在逃難途中，遇到了一些緊急事件(譬如幫助朋友)，所以錢上麵很快就緊張起來;第二種可能是沈從文先生確實花錢沒數，沒有沈夫人勤儉持家的勁頭，覺得有錢花就花，隨意得很。再追問下去，沈從文先生為什麼花錢隨意，我想這大概是因為他早年，很受過錢的苦。
沈從文從湘西來北京求學的時代，那住是“黴而小”書齋，吃飯經常賒賬，冬天冷得哆嗦，鬱達夫來看望他，看得不忍心，便送了他一條圍巾，請他吃了飯，飯後還把找的零錢給他。這樣一位窮苦孩子，可以說是狠受過錢的壓迫的，等到他當上了大學教授，手裏有了點錢的時候，他用錢隨意一點，也是情有可原。可在當時，自小家庭生活相對優渥的張兆和，也許真的無法理解丈夫的這種行為--怎麼可以這樣花錢而不會用錢?這種溝通上的錯位，也許誰都沒有錯，充其量隻能說是人生觀或者價值觀不同，有待磨合。但是這種磨合，卻在有意無意間，給當事人帶來了痛苦。
1937年10月，沈從文離開北平兩個多月，他們的朋友也開始勸張兆和南下，可張女士依舊保持樂觀，好像算定這場戰事不久就會了結，她希望等春暖花開再從從容容上路，或者歡迎朋友們北來。作為一個要操持家務顧全大局的主婦，她繼續負責糾正沈從文生活上的弊病，她不怕苦不怕累，不怕洗衣服弄糙了手，不怕吃得差，不願意沈從文逼著自己穿高跟鞋做頭發。
沈從文先生有時候很矛盾。小說中，他是批判紳士階級的，可在現實生活中，在三四十年代，他又的確是在往紳士階級努力。希望自己的愛人美麗一些，再美麗一些，也是他免不了的私心。可這在幹練的張兆和那裏，完全是多餘。
張兆和的一生，大概都是在追求樸素而近自然。看她那些照片，濃妝豔抹的一張也沒有的，有的隻是清風一縷，很家常，很天然，要麼梳著辮子，要麼是短發，迎著風站著。較小曼徽因們，又是一種味道。她像是田埂上的一株野百合，天性混沌未開，然而外表上，又有一種倔強的清麗。
沈從文為她的這種美所吸引，可對她的這種倔強，則有點不理解。進而，他開始有點對自己的愛情沒信心了。1937年11月6日，離家不到三個月沈從文，從武昌給張兆和發了一封長信(其間的沈從文的信應該還有，但現在似乎看不到了)，表達他對於張兆和不肯南下的疑惑。在信中，沈從文把自己柔軟的一麵表露無疑。張兆和不在他身邊，他總是感到一種精神上的異態，精神上飄飄蕩蕩，不知所歸。他覺得在那樣一個時代裏，能在一處，不管過的是什麼日子，總比離開好，兩個人的幸福，還是同在一處，才能得到。
沈從文像是一個愛情至上的浪漫主義者，張兆和則仿佛是理想的現實主義者。張兆和的不南下，讓沈心焦不已。他自己揣測，並對每一種揣測做出了應對:“你是不是僅僅為的怕孩子上路不方便，所以不能下決心動身?還是在北方，離我遠一點，你當真反而感覺快樂一點，所以不想來?不拘哪一種理由我都能了解而原諒，因為我愛孩子也願意讓你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