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的溫柔的勸解，讓讀者一下子就把同情拋向了他那一邊。舊女性的世界裏有句俗話，叫嫁雞隨雞嫁狗隨狗，一“隨”字表現了多少無奈。可放到新女性這裏，張兆和有自己選擇的自由，反過來，倒是沈從文感到無奈了，一個短暫的分離，甚至讓他對愛情產生看法，雖然他的口氣是那麼彬彬有禮:“你即或是因為北平有個關心你，你也同情他的人，隻因為這種事不來，故意留在北京，我也不妒忌，不生氣。”
“這種事”恐怕是沒有的。但從文先生寫出這些話，造出一個假想敵，就已經算是莫名地妒忌與生氣了。隻是這氣，他沒辦法、也不會朝著愛人撒，他似乎是匍匐在愛神麵前的。對於愛情，他始終懷著一種敬畏，在與張兆和的戀愛中，他不無鄉下人的自卑。他是在疑心了，可他又連忙解釋，反複申辯，表明如果張兆和遇到“這種事”，不必考慮他。他那莫名的悲觀，讓他陷入到幻景之中，他甚至從這幻景裏，得到了暮年孤寂生活的啟示。
沈從文這封信寫得孤苦可憐，恐怕是寄望著能以情動人。可沒想到張兆和女士根本不接招。十一月九日的信中，她感慨:“這次我的堅留不走，真可算不錯，不然路上二十來天的顛簸，大大小小六口人，就說路費他們借給我，孩子們同我到地後一定都得生一場大病。”當然，這個時候，張兆和應該還沒有收到沈從文那封發自武昌的信。
張兆和收到信後的反應怎樣，在現存可見的信中，我們並沒有看到1937年11月中旬到12月中旬的通信。到了十二月十四日的信，張兆和的筆觸裏又露出柔情，開頭一段家居景色描寫，好不靜謐。南京已經淪陷，她還是決定留在北平。
從家書的行文看，張兆和應該是個利落的女子，說一不二，性格沒有那麼多矯揉造作的東西。她對於沈從文的批評，往往不乏犀利。友人南下，沈從文為路線的事可能責怪過張兆和，張兆和立刻回擊:“我希望你凡看一件事情，也應替人想想，用一張口，開闔之間多容易啊，這是說你對日常事物而言，惟其你有這樣缺點，你不適宜於寫評論文章，想得細，但不周密，見到別人之短，卻看不到一己之病，說得多，做得少，所以你寫的短評雜論，就以我這不通之人看來，都覺不妥之處太多。以前你還聽我的建議，略加修改，近一二年你寫小文章簡直不叫我看了，你覺得我是”不可與談“的人，我還有什麼可說!”
這是張兆和由生活談到沈從文的創作，她的這種看法，有一定的道理，沈從文的小說散文都非常好，評論可能就欠缺一點。但是她的這種指摘中，我們似乎還是能捕捉到一點有點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意思，對於南下與否的爭執，可能讓她也有點冒火。在她看來，南下的條件根本不具備，為什麼要盲目南下，她有她的道理，這種道理在哪都說得通。
日子過得很快，1938年來臨了。沈從文夫婦依舊在為南下的事焦灼著。1938年1月，張兆和在信中再次強調了不能南下的理由:路費不足、天氣尚寒、沈從文自己也是居無定所。並聲明如果有了錢，可以寄來，有了路費，她才可以隨時上路，膽也壯多了。
張兆和似乎對寫信這件事情有獨鍾。戰爭毀掉了一切，她獨對兩樣東西毀掉了要心痛不已，一個是大大的相片，一個是婚前沈從文寫給她的信。她曾為沈從文有愛寫信的習慣感到欣喜，她說在那家書抵萬金的時代，她應該是全北京城最富有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