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蔣碧微，並不覺得她是一個絕色美人。在徐悲鴻那些以她為模特的畫像裏，蔣碧微身上總是帶著淡淡的毛茸茸的光。她抱著貓，或是閑臥著，有一種少女的恬靜。可到了自傳裏貼出來的一張作者相，她便是一身旗袍斜坐在沙發上的少婦，翹著腿，嘴角微微下拉，露出一種微苦凝重的神色--不知道怎麼的，隱隱感覺如此相貌的女子，是屬於得理不饒人的類型。
一個是名聲卓著的畫家，一個是身居要職的高官，蔣碧微一生遭遇的兩段情，堪稱奇崛。
蔣碧微是那個時代出走的娜拉，她走出家庭，尋找愛情和新的生活。她也是為了逃婚。表麵上看，她反對的是封建包辦的婚姻，那個不學無術相貌平平的査姓男子，並不符合她理想中的愛人形象。她以十幾歲的年紀，同徐悲鴻私奔去日本，輾轉反複，最終拿官費去歐洲求學--蔣碧微人生的起步，一方麵靠她的膽識，一方麵可能靠著她的直覺。年輕英俊、才華橫溢、身世波折的徐悲鴻，引起了她的同情和欽佩，一瞬間的決心，成全了這樣刻骨銘心的出走。
這樣一對璧人的出走，不由地讓我們想起魯迅筆下的涓生和子君:子君最後的離開，傷心無奈。蔣碧微不同，她是依偎著男人走出來的，赴歐幾年，她也並未學得多麼過人的生存本領。但在她的天性中，存在著一種尖銳的東西，用民間一句俗話說，這是命硬。這個毅然跟隨畫家出走的女孩，從一開始，就注定要在人生舞台上，扮演不平凡角色。
蔣碧微太亮烈，她的世界，沒有回頭路。她似乎從不懂得退一步海闊天空，她是愛情疆域的女戰士，身披鎧甲，手握長矛，長驅直入。當年撕心裂肺的婚變裏，蔣碧微的表現可謂剽悍:她見到徐悲鴻孫多慈並存畫中的台城月夜圖，當即沒收，聲稱隻要她在世一天，此畫便不能公之於世;孫多慈送楓樹苗給老師，蔣則當機立斷，讓人把樹砍了作柴燒;徐悲鴻為孫多慈印畫冊、做宣傳、謀求留學的官費，蔣便寫信給負責留學的中方代表，橫插一杠子(據蔣後來聲稱，孫的留學本來就沒機會，這算辯解嗎?)。十幾歲就陪他流浪天涯，功成名就的徐悲鴻，在蔣碧微看來，應該完完全全屬於她一人，怎能與人分享?
可她偏就看不到，兩人性格追求上的巨大差異，已經讓他們越走越遠。蔣碧微識大體、顧大局，在世俗的世界裏，她玩得很轉，事事擺在麵上，讓人說不出半個不字。可這種看似天衣無縫的苛刻，對於徐悲鴻來說，卻是有苦說不出。他的行為為人詬病，他的舉止被指為不可理喻，可恰恰是這種“不可理喻”裏，我們看出了一種藝術家獨有的天真。相形之下，反倒是蔣碧微顯得有點處心積慮了。
在與孫多慈交往之初，徐悲鴻就曾向蔣碧微說明過情況，胸懷不可謂之不坦蕩，離婚的時候，他也悉數滿足她的要求，一百萬加一百張畫，這是蔣碧微終身的物質依靠。可蔣碧微呢，她與張道藩何時開始，她是否曾與徐悲鴻交涉此事?寬己嚴人，這個一向自認為占據道德高地的女子，最後反而陷入了一種尷尬境地。雖然在回憶錄中，蔣碧微把我與道藩的故事講得如夢似幻，堪稱現代的愛情典範，可張道藩明修棧道暗渡陳倉，以懷柔策略，奪取二嫂的做法，怎麼也算不上光明磊落，政客的愛情遊戲比起藝術家的來，多少有點陰森森。
麵對婚姻的衝擊，蔣碧微在回憶錄中把自己描述成一個竭力挽救的姿態:他諸多不義，奮然出軌，她替他掩蓋，保住名聲;他深陷廣西，拋棄家庭，她不顧安危，毅然前往，勸他回南京。這時的她，可能真的是想挽救這場婚姻，但徐悲鴻的心思此時顯然不再此處。這是感情的陰差陽錯。等到同處重慶，他向她求和，她又不願意去原諒這個被別人拒絕的徐悲鴻:鑲有慈悲二字的極大的紅豆戒指，給了蔣碧微太大刺激。可蔣碧微為何不懂得，此時正是她收複失地的大好時機，以前這麼的苦都過去了，丈夫要回家，為何還要拒絕?然而這就是蔣碧微，她的自尊心不允許她這麼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