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7月31日，徐悲鴻曾在廣西報紙上刊登了一則兩行小字的廣告:“鄙人與蔣碧微女士已脫離同居關係，彼在社會上一切事業概由其個人負責。特此聲明。”哪知登了廣告，他仍未能和孫女士共結連理，反倒被孫老先生罵得狗血噴頭。再回首時，蔣碧微已是怒火中燒。“回想二十年前，以一個不出閨門的十八歲少女，跟他跑出去到處流浪，共患難，挨貧窮，生兒育女，誰要是不承認我是他太太，他能不感到侮辱?可是他到今天，居然登出脫離‘同居’關係的廣告，想就此抹殺自己的責任，其居心，其用計，令人是可忍，孰不可忍!”
藝術家的衝動，可能也未必就到“居心”到“用計”的地步。可事實已就，徐蔣的情感裂痕，已然再下一城，朝著不可收拾的地步滑去。
更何況，從南京時期開始，張道藩就一直在她身邊，噓寒問暖，嗬護備至。這個遊學時代“天狗會”中的三弟，同二哥徐悲鴻的夫人走得很近，蔣碧微之所以在同徐悲鴻的情變中，表現得鏗鏘有力，我想不能不同張道藩有一定的聯係。最起碼，他是她情感的避風港，他給她退路，即便離了婚，她也不是無處可去，她已經設計好了下半生的愛情童話。於是，她的敘述中，露出了對畫家不屑的口吻，他的所作所為，越來越讓她反感。
1941年愚人節前夕，一群朋友聊天，想到徐先生當年的離婚報道，便想趁機開個玩笑。於是，4月1日的《中央日報》上，果然登了這樣一條廣告:“徐悲鴻蔣碧微結婚啟事:茲承吳稚暉張道藩兩先生之介紹，並征得雙方家長同意，謹訂於民國三十年四月一日在重慶磁器口結婚，國難方殷，諸事從簡，特此敬告親友。”
第二天，蔣碧微立馬登了個否認啟事:“昨為西俗萬愚節，友人徐仲年先生偽借名義，代登結婚啟事一則，以資戲弄，此事既屬烏有，誠恐淆亂聽聞，特此鄭重聲明。”都是老夫老妻，做這種遊戲，固然有朋友攛掇和好的情意在，可蔣碧微未免太過計較，巴巴地去登個否認啟事，找心理平衡，尋找情感的高地，大可不必。徐悲鴻的登報啟事，是愛情的糊塗，蔣碧微的啟事，則多少有點負氣。多年共度，她還是不懂得他，她是適合做華麗客廳裏的太太，縱橫捭闔，翻雲覆雨，在人際交往上，她找到了樂趣。而他隻是醉心藝術的畫家，他需要的，不過隻是一個懂他愛他，能與他在藝術的道路共進退的伴侶。
晚年的蔣碧微在回憶錄中，前三分之一寫“我與悲鴻”，筆調凝冷細密，毫發畢現，其中不乏抱怨。後三分之二寫“我與道藩”，大段情書穿插其間，溫柔綿軟，情深意長，已婚的張道藩在她眼中，是有為的青年政治家(雖然也是畫家出身)，是瀟灑中有其凝重，眉宇間洋溢著颯爽的英氣，談吐中充分流露出睿智與機敏。他服飾高雅，風度翩翩，這些都是苦畫家無從比較的。
她與青年政治家戀愛了。她對於他，是充分理解、支持。為了他的政治前途，她情願做地下情人。他們之間飛鴻不斷，情意綿綿，他們的感情，可以追溯到留法時期，她把他當作今生唯一的知己。可在世人看來，這樣的戀愛，終究未免俗氣，既然真心相愛，為何不敢破釜沉舟，張道藩的權宜之計，損失的，到底還是蔣碧微的利益。
以蔣碧微的個性，她絕不會允許自己的戀愛變成悲劇，在第二段感情中，她始終沒把自己放低，拿著端著，她永遠做女神狀。和道藩幾十年的相處，是一場愛情長跑，在這段旅途中，她始終不是他的妻子，他亦不是她名義上的丈夫。在曠日持久的愛情馬拉鬆裏，她懂得不確定的重要性--結了婚的可以離，不結婚的才更難斷。她和徐悲鴻，是對吵對罵，是標準的冤家。她和張道藩，卻是相敬如賓，要說對不起、謝謝你、我愛你，可也僅僅如此。也許，她隻是需要一場戀愛，好讓自己有勇氣去繼續麵對未來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