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將麻袋裏的幾隻野鴨子抖出，外婆捋毛，清理內髒。那鴨子不像家養的那樣，脖子上的絨毛完好無損，腦袋卻被擊爛了。脊背上埋藏著一些生鐵的顆粒，爸爸交代清洗時一定得當心。即便如此在吃鴨子時我的牙齒還是被硌了一下。爸爸說那是噴沙槍子彈。由於沒有及時放血，鴨湯的顏色渾濁不清，爸爸說倒是很像洪澤湖水的顏色。
夏天的傍晚，我們一家人圍坐在草房前的小桌子上喝稀飯。爸爸的歸來、悠揚的蟲鳴使我感到安全。爸爸一直在說那寬廣的水麵、他剛離開的那個地方，那裏的人物和生產，以及漁業和飛禽的情況，那裏的未來以及地理。爸爸在晚風中沉浸其間。看得出來，他十分愉快，就像一個真正見過世麵的人一樣地平靜和坦率。後來他說起一種叫“海東青”的鳥，言語間充滿了欣賞歡樂。那鳥兒不大，但很勇敢，連老鷹都怕它。它很漂亮，但不豔麗，正如名字所反映的那樣是青色的。名字本身也很好聽，而且還有一個字與我相同。爸爸對我說:“你要學海東青。我們東東要像海東青一樣地勇敢、無畏!”
爸爸有一個願望就是要帶我到湖上去，讓我見一見海東青。然而我害怕那遼闊而混濁的水麵，於是用哭聲求助於媽媽。媽媽說:“他還小，等長大以後再說吧。”
爸爸堅持道:“一個男孩子總得經風雨見世麵。”媽媽反駁他說:“這裏的風雨就已經夠大的了，要是在南京孩子會吃這樣的苦嗎?”
外公、外婆當然是站在媽媽一邊的。就這樣第二天爸爸走的時候還是孤身一人。
錯過了這次機會我從此無緣見到爸爸讚賞備至的海東青。我隻能想象，在那遼闊無邊的湖麵上舉頭望去:一隻青色的小鳥箭矢一樣直插雲霄。
爸爸自殺未遂，經過洗胃、灌腸等一係列折磨他被救活了。但部分毒素從此滯留在他的體內，將在時間中慢慢地發揮作用。我們還以為是湖上的風寒和艱苦生活損害了他的健康-一爸爸的氣管炎再次發作了。當時我們全家已離開生產隊，搬來縣城。爸爸依然堅持不懈地到湖上去，可每一次歸來都沒有了以往的歡顏。他臉色發灰，裹著一件大衣，步履踉蹌。爸爸多麼瘦，轉眼之間就成了一個老人了。他放下挎包，立刻在床上躺平，拚命地咳嗽，那樣劇烈，使身體的兩頭都翹起來了。仿佛就要把他的五髒六腑咳出來，他的臉憋成了豬肝色。媽媽不間斷地把痰盂倒出去，我們家裏日夜響徹著爸爸的痛苦的咳嗽聲。
最迅捷的醫療方式就是掛水，在鹽水瓶裏注人青黴素，幾十萬單位下去爸爸立刻就好了。烏雲盡散，晴空顯現，第二天一早爸爸就可以靠在床頭看書了。一家人圍著他不禁感到奇怪:昨天還那樣地性命攸關，可現在怎麼就沒事了?全家人對青黴素的迷信就是從這時開始的。
我們不再笑話當地農民對青黴素的態度。在生產隊時我們就知道，要是誰家的豬生病了，一針青黴素下去保管馬上就好。豬幾乎是農民唯一的副業收入，因此青黴素的匿乏在所難免。當然生病的不僅是豬，人生病了也認青黴素。但在農民的眼裏，豬有時比人顯得更重要，於是出現過大隊赤腳醫生用蒸餾水冒充青黴素的事情。
一針蒸餾水下去病人也能馬上好。至於豬那就不行了。豬是畜生，無法接受暗示，蒸餾水在豬身上起不到青黴素的心理作用。爸爸強烈地依賴起青黴素來，除了當時的醫療條件恐怕和環境也不無關係。好在我們家已來縣城，當年走動的下放幹部中有不少進了縣醫院工作，弄幾支青黴素還是問題不大的。那些自省會大醫院下放的醫生由於受到環境的熏陶也十分信賴青黴素，至少對於皮試不過敏的人來說，它不失為一種克敵製勝的有效方法。醫療上的青黴素真可謂風氣使然。
由於有了青黴素爸爸便能及時康複，返回湖上。可他的歸來越來越頻繁了，間隔的時間也比以前要短。湖上的生活毫無醫療條件可言，爸爸每次歸來都是為了治病。我們位於縣城的家現在成了爸爸的後方病房。每次，他都像是從戰場上下來的傷員那樣虛弱，奄奄一息。開始的時候還能一個人東倒西歪地走回來，後來就必須有專人護送了。他們架著他，後來是拖著他來到門前。開始的時候是一個人，後來增加到兩個人。再後來他們不得不動用工具--一架板車或一塊門板，爸爸躺在上麵，再也不能直立行走了。即便是最嚴重的時候送爸爸回家的漁民也沒有超過三人。
爸爸的體重已降至百斤以內，抬擔架用兩個勞力已經足夠。除了青黴素，爸爸歸來的方式也讓我聯想到那些患病的生豬。在少年時代的某一時刻我常常看見那可憐的幻像:爸爸被人粗暴地弄進家門，肮髒不堪，昏迷不醒。他就像那些畜生一樣生來命賤，隻須一針青黴素下去馬上就恢複了生機。
隨著時間的推移家裏所需的醫療設備更加齊全了，即便沒有醫生在場媽媽也能獨立操作。隻是青黴素的用量驚人地加大了，以前二十萬單位具有的療效現在要八十萬甚至一百二十萬單位才能達到。爸爸的體內產生了難以製服的抗藥性。後來改用鏈黴素威者青鏈黴素雙管齊下，勉強才能解決問題。這一切是在相當時間裏發生的遞進，因而不易使人察覺。再說，除了青鏈黴素他們還有其它什麼行之有效的手段嗎?沒有了。最後，他們把兩百萬乃至四百萬單位的青黴素注人了鹽水瓶。
三年以後爸爸生肝癌去世了。事後媽媽恍然大悟，以她後來獲得的醫療保健知識得出結論:當年為撲滅爸爸的哮喘而大量使用青黴素正是禍根之所在。她沒有提及在那之前爸爸服下的一瓶安眠藥。所有的這些妖魔蟄伏在爸爸的體內，特別是他的肝髒部分，毒害了那裏的組織，病變就不可避免了。
讀大學第一年的暑假我回到南京(當時我們家已從洪澤縣城抽調上來)。可怕的城市炎熱難熬，感冒流行，我一回來就病倒了。鼓樓醫院裏擠滿了前來掛水的病人，急診室和走廊裏人滿為患。我終於在後院臨時搭起的一個簡易棚內占據了一個位置，那裏也放滿了躺椅，掛水治療的人同樣座無虛席。躺椅旁金屬支架林立，上結鹽水瓶的累累碩果。每一張躺椅前都有病人的家屬坐在小凳上照應，到處是熱水瓶、飯盒、酒精爐……。這一切對於不輕易生病的我來說是很新鮮的。多年以後我終於有機會體會到爸爸掛水的滋味了。我認為那迷迷糊糊任人擺布的感覺絕對是一種享受。一隻手臂平放在椅子的扶手上，漸漸地麻木不仁。多年以後爸爸和我換了個個，此刻他正坐在我前麵的凳子上守著我。在感冒猖撅一時的期間裏他竟沒有病倒，沒有因此引發他的氣管炎真是一個奇跡。
他不僅沒有病倒，而且工作繁忙，責任重大，這是他在百忙之中抽身來看護我。
我想看護我本身也是他的一項工作吧?我在想爸爸掛水的曆史也許從此就結束了。
也許是真正的工作和責任醫治了他的病體。於是我很願意自己病得更沉重一些，衰弱一些。在燒得稀裏糊塗的時候爸爸在我的印象中重又變得強大起來了。我依稀回到了少年時代，一條混濁的小河邊。爸爸強壯的裸體在我的夢中反複再現。相形之下他的兒子是多麼地懦弱無能，他已經奄奄一息了。
後來我痊愈出院，發現病中對爸爸的印象完全是一個幻覺。隨著我一天天地康複，爸爸急遽地衰老。他的消瘦不可遏製，在白熾燈的陰影裏他的臉看上去就像一個骷髏。爸爸身著中山裝、長褲布鞋，在悶熱無風的環境裏瑟瑟發抖。他的體虛那樣明顯，也許穿戴整齊隻是為了掩飾瘦骨磷峋的裸體。在雷雨將至的瞬間我真擔心一陣狂風會把他吹得無影無蹤。可爸爸的內心是火熱的，並且熱得反常。那一階段是他一生中最暴躁的時期，爸爸的脾氣明顯地變壞了。無端地發火，惹事生非，多管閑事，媽媽和他的同事們都有些受不了了。他們不知道當時爸爸已病人青盲，並且無藥可治，他離最後的時刻已指日可待。他們對他的壞脾氣表現出了異常的認真，但誰也沒有懷疑到這是一種病態。他們隻是納悶:“老韓怎麼會是這樣的呢?”他們為爸爸非同尋常的心理變化而痛心疾首。
那年夏天，感冒才是南京城中最大的威脅，除此之外人們根本無暇顧及。爸爸沒有感冒，他屬於少有的健康者之列。他尚有體力罵娘，出口傷人，在此全城人民萬眾一心抵禦感冒的嚴重時刻隻能惹人討厭。那時候有誰還關心報紙呢?除了上麵關於感冒的防治知識，以及有關感冒病毒蔓延或被遏止的報道。唯有爸爸一人，看完政治經濟版後勃然大怒。他指著辦報的李伯伯的鼻子說:“這張報紙辦得就像你的那張臉!”李伯伯小時候因出天花，臉上落下幾十粒麻子，他當眾被爸爸罵得無地自容。
爸爸內心的怒火焚燒不已，傷己及人，他的胳膊瘦得就像幹柴。可是，沒有人認為他生病了。他們隻是為他迸發出如此巨大的能量而驚異不已，啼噓感歎，被他的精神所折服。爸爸愛憎分明、嫉惡如仇的品質在這一時期已發展到極至。他像居民委員會的那些老太婆們一樣，無事不管，甚至連菜場裏缺斤少兩的事也要過問。
送我去火車站的路上爸爸怒斥一個不肯給孕婦讓座的小夥子，對方要和他拳腳相見，揍這個多管閑事的老頭一頓。爸爸竟毫不自知地以九十斤的體重迎上去，被小夥子抓住衣領，幾乎提離了地麵。下車後我還在生爸爸的氣，覺得他丟人現眼，讓我非常難堪。好半天了，我們倆都沒有說話。爸爸反常地安靜，提著旅行袋在路燈下跟著我向南京站走去。我在一棵樹的影子裏停下來，堅持不讓他再送了。爸爸自知理虧，沉默著，站在我的對麵吸了一支煙。他想說點什麼，最後隻是囑咐我多寫信回家。然後爸爸過了街，我目送他矮小的背影遠去，消失在對麵樓房的黑影裏。
我為我的生身父親感到難過，為他的衰老和乖僻。但我並沒有想到這就是生死訣別，這是我們最後的一麵。
爸爸死於肝癌。對此類疾病我一無所知，也無興趣作深入的了解。據說爸爸被發現時已到了晚期，幾乎沒有任何救治的可能。人院照例是因為氣管炎發作。這次沒有動用青鏈黴素，所以治療所需的時間比以往要長。後來哮喘止住了爸爸也沒有出院，對外仍聲稱是治療氣管炎。遠在千裏之外的我接到媽媽的來信，說是這回想根治，所以爸爸住院的時間延長了。媽媽重提往事，說以前在農村沒有條件等等，如此這般哄得我信以為真，安下心來在學校裏繼續念書。媽媽的目的終於達到了，甚至還給我帶來了爸爸完全康複的希望。
我沒有給家裏回信。像一個願意表達獨立意誌的年輕人那樣我給家裏的信本來就少，況且家裏一切正常(爸爸的氣管炎也在正常之列)我的回信就更加可有可無了。爸爸本人大約也得到了和我相同的解釋，認為延長住院不過是根治多年頑疾的需要。安頓好我們父子，媽媽隨後對外宣布了爸爸的真實病情。她需要人們的幫助，更重要的是需要他們保住這個公開的秘密。媽媽在爸爸生命的最後階段所作的努力主要是保密而非醫療方麵的。
醫療是例行公事，對爸爸而言不過是進入死亡的一係列必要的儀式。服藥、轉院、放療化療不過是儀式的一部分而已。爸爸任人擺布，在醫學問題上他從不想了解得更多。在他最後的日子裏不明真相的隻有他和我。憑借這一點我是否能夠得到某些安慰?同時在性命攸關的謊言下生活的經曆是否使我和爸爸靠得更近了?當然不能，在死亡麵前如此美妙的解釋隻可能是謊言中的謊言。
媽媽天生的表演才能在此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盡管這是一次多麼艱難的表演。爸爸當然也預知了死亡的來臨，因為它畢竟離他更近。他徹夜傾聽它臨近的腳步，持續不斷，有如鼓聲催促。求生的本能有時也需要響應媽媽編造的謊言。爸爸在自欺欺人中度過了他的最後時刻。在半信半疑中用P
徊猶豫間，似乎所有的人都處在同一境況裏。他們在一起交談、接觸，實際上已相去甚遠。他們的道路各不一樣，隔膜已經誕生。是表演使他們還待在一起，他們表演在一起，實則已經分離。
爸爸的臨終是在舞台上，雪白的病房，雪白的床單，眾人簇擁，還有不敗的鮮花。
爸爸微笑著，骨瘦如柴，如此上畫。在他的枕下壓著一本關於肝癌防治的醫書。這方麵的知識他從不問人，但早已了如指掌。
爸爸直到臨終都在等我的來信。他不停地問:“小東來信了嗎?”他的時辰已到，來日無多，我那封拖延未寫的信也許推遲了爸爸的死期。但他最終也沒有等到我的信，抱憾而去。那天夜裏哥哥突然鑽到外公外婆的大床上來，說他害怕。當時哥哥已是二十三歲的青年，外公、外婆不禁感到奇怪。第二天一早噩耗傳來，爸爸於當天淩晨三點去世了。我曾為哥哥神秘的感應感到妒忌不解，回想在學校的那段日子裏自己竟然沒有一點預感。沒給家裏寫信便是一個證明。甚至在接到爸爸病危通知(當時爸爸已經去世)以後，在開往南京的普快列車上我仍在一本本地翻閱連環畫。我坐在過道邊的旅行袋上，翻閱車上出租的連環畫，並不認為爸爸已經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