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上，從世界文化史的角度來看，性始終是文學所要表達的一種重要的主題。我們中國人把愛情與性往往分開來看。在西北民大作報告時，一個男大學生憤憤然地給我寫了張紙條：徐先生，你怎麼能把性與愛情混為一談呢？我當時愕然，轉而大笑。這並非什麼濫言。這種觀點也並非隻來自於這個學生。在西方可以追溯到柏拉圖，在中國自然是儒家文化（獨尊儒術後的儒家）。中國人有這種觀念很久了，以至於我們的青春前期對性持一種對抗的狀態。我一直在想，如果我們不受中國傳統道德對我們的束縛，在青春期我們會有一種什麼樣的心理呢？
後來，我相信，把性與愛分離，是傳統的中國人青春期必然要走過的道路，然後才走向性。但恰恰就是在這個時期，中國人對性就處於一種矛盾的心理了。一方麵，想得到性，另一方麵，拒絕性。它使我們的人格分裂，心理失衡。
在我當教師的那幾年，我身邊有好幾個研究心理學的研究生朋友。一到夜晚，我們都無事可做，他們便給我講他們正在研究的一係列性心理變態者的行為，使我大為驚訝。不過，那時候我們都把它們當成笑話。
人類對性的恐怖造成了人類的性變態，而這些性變態又遭成了多少悲劇。想起《少年維特之煩惱》，還有《麥田裏的守望者》，和正在流行的《挪威的森林》。
那時已是2001年底，我已有了一個女兒。也是我拒絕文學四年之後。那是春天，妻女都去了涼州，家裏就剩下我一個人。無事可做，突然想寫點什麼。在一種衝動中，便寫了《非常日記》，意在記錄我所經曆的那個青春的年代。
寫完後給一個學生看，誰知他們都認為好，說可以暢銷。那時候的我已對文學無所求，哪敢有其他的奢望。便又給其他學生看，希望他們給我提點意見。大概真的是寫了一些沒人敢寫的東西吧，很多學生都要看，便流傳開了。當然，實際上也沒有一些媒體所寫那樣“瘋狂”。這時候就想，有…家出版社能夠給我出就行了，就給了敦煌文藝社。
後來的情形便有些可疑了。那時還不懂炒作，都是新聞媒體來找我采訪，也不會找話題。後來粗粗地統計了一下，那年大概有200多家媒體（包括80家電視台和一些門戶網站以及一些流行雜誌）報道了此事。中國新聞社題為“性心理變態問題成為蘭州大學校園裏麵的熱門話題”成了當時政府注意的焦點問題，蘭州大學也成為“被告”和“批評對象”，省裏幾個領導對此事非常關注。批評和檢查開始了。這給我的單位西北師大帶來了麻煩。現在想起來，我要感謝西北師大當時在任的幾位領導，是他們對我的小說有一個理性的認識，認為這是藝術，就應該以藝術規律來處理。他們的意見使我脫離了逆境，小說也在修改之後得以出版。雖然當時有很多政府領導在四處批評我，被我牽扯進去的蘭大也對我“恨之入骨”，但隻要能出版，我已心滿意足。現在回過頭來看，我還要感謝他們的宣傳。
一本書就這樣被一個新聞無意中炒起來了。
我的小說中的性描寫
搜狐邀我做客時，編輯彭穎問我，你的作品裏總是有一些性描寫，你認為你的性描寫與別人的有什麼不同？很多人都問過我這個問題。這也恰恰是我寫這些東西時所考慮的。在我看來，不同的人在性麵前定然是不同的，因為每個人對性的態度都是不同的，而這恰恰可能是性真正需要去發現和解讀的。凡是看過色情電影或成人錄相的人都會有一個基本的認識：剛開始還覺得好奇，可後來便於篇一律了，不過就是那麼幾個動作而已。所以，單純地強調性行為、方式甚至技巧，都是沒有出路的。那麼，作家如何來麵對性呢？是虛假地去“創造”，還是應該真正地進入人物的內心，真實地袒露他們在性麵前的尷尬、無助、放蕩、保守、自卑、自信等？
也許弗洛伊德早已給我們指明了方向。他認為，人的心理上的種種不適都與性有關。這種泛性化的理論顯然是有問題的，但它可以反過來說，性可以導致人的種種心理問題。如童年性別教育的不當可以導致同性戀，少年時家庭混亂的性道德將導致一個人一生的性混亂，甚至會產生家庭暴力，青年時靈與肉的痛苦會導致一個人性心理產生畸形，等等。性是關乎一個人終極的問題。從一個人一生下來就麵臨的是男是女的自然性別問題到社會男女心理的塑造，從社會性心理的生成到青年時對兩性問題的認識，從對愛情的認識到婚姻和家庭，從夫妻間的兩性認識再到社會普遍的性問題的認識，直到晚年時性能力喪失後性心理的延續，性始終是一個隨時隨地提醒我們的鍾表。我們的孤獨，痛苦，歡樂、愛都與性有關。道德更是如此。有很多人說，性與道德無關，此觀點真是大謬。我本來對性的研究也隻是淺嚐輒止，但看到此說漸成真理，便想應該有一個較為準確和係統的解釋，所以我認為自己應該做做這方麵的工作。也許我此後的工作便是要向人們論述性與道德的關係，不知能否勝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