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辻哲郎從文化生態學角度對日本人“台風的性格”作了自戀性的評價，一葉障目，思路卻有可取之處。理解地看，台風的性格產生於文明起步較晚、文化缺乏原創品位、原始風情濃鬱的東瀛島國，有它相當的根據，著名作家佐藤春夫說得很到位：“日本是一個既無思想又無哲學的民族”。思想與哲學的貧乏，意味著一個民族的精神結構存在缺陷；感性壓倒一切的發達，意味著理性的蒙昧，精神定力的不足，在錯綜複雜的生存競爭中，憑生存的本能行事，隨波逐流，狂奔暴走。
日本學者加藤周一在《日本的淚與歎息》一文中，從日本社會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感傷”現象出發，指出：日本人如此地沉迷於這個感傷的世界，說明在他們心中有一種感傷的傾向；感情生活上的這種感傷主義從思維方式上說，就是把一切均視作虛無，這種虛無，必然導致短視的功利主義、眼前主義和簡單的二元對立主義——
在經曆過戰爭中一發生什麼不好的事情就有人說“這也算日本人嗎”的時代之後，迎來了一個有什麼不合理的事情就歸罪於“日本”的時代。然而，既然戰爭中日本一切都是、一切都不是的事情越來越清楚，隻有承認自己一無是處。同樣，戰爭中一切都應當被視為一無是處的外國，戰後一旦被判明不是一無是處，立即變成了一切皆是。於是，人們連有缺點的日本也有優點，有優點的外國也有缺點這樣平凡的道理都不顧了。
加藤周一進而指出日本政治家在國際政治方麵所表現的極其幼稚的“敵我方對立”及其造成的諸多錯誤：“就在認定希特勒是我方，蘇維埃是敵方的時候，我方與敵方已經結成了同盟；‘自由諸國’是我方，就在認定我方的總大將是麥克阿瑟的時候，‘自由諸國’中的一方向另一方施加壓力，罷免了總大將。就在認真地相信世界本來就分敵我兩方，中立不可能，鼓吹中立的家夥是敵方的間諜的時候，科倫坡諸國中尤其印度，阿拉伯同盟中尤其埃及對國際政治所產生的影響力眼看著大起來。‘**’是將來要發動侵略、我方必須防範的假想敵，台灣‘政府’是我方，就在認定自由地吃到台灣的香蕉比同‘**’貿易全體還要重要的時候，敵方提出了調整外交關係，我方卻妨礙了日本國加入聯合國。”
虛無者健忘。心理學研究表明：遺忘也是一種自我保護機製。既然認定這個冷酷的世界沒有是非曲直可言，還是幹脆忘掉過去為好，免得良心和神經受到牽累。加藤周一把這種現象稱作“集團逆行性記憶喪失症”，對於理解日本人對待曆史問題的“曖昧”態度，是極有說服力的——
敗戰的“休克”，帶來了所謂的“一億總懺悔”，就是將戰爭記憶中最大的、最關鍵的戰爭責任者的名字忘卻，也就是逆行記憶喪失症的最初表現。在日本那樣的高度組織化的中央集權國家裏說什麼沒有特定的戰爭責任者，不過是昏話而已。並不是因為沒有戰爭責任者才出現“一億總懺悔”的說法，而是因為健忘這才變成了一億人的責任。這樣的事絕不僅僅限於戰爭責任者。比如在多虧了敕語戰爭才告結束的時候，人們忘記了由於同樣的敕語戰爭才得以開始，於是天皇陛下的恩情深入人心；當美國人成了日本的主人的時候，“英美鬼畜”、“該死的”之類忘得一幹二淨，於是，在風俗、學問等方麵均以美國人為榜樣，搞得多麼的快樂，多麼的熱鬧；國內民主化成為一個問題的時候，就忘了自由主義本來就與日本的國體相對立，於是為了維護所謂的“自由”，便勁頭十足地隨時準備投身於討伐**的行列——這就是由敗戰的休克所造成的記憶喪失症的表現類型，與個人喝醉酒以後遭車撞擊時的情況非常相似。
可以說，這是迄今為止關於日本人的文化心理最有穿透力的表述，也是人們理解日本人“台風性格”的一把鑰匙。台風性格，從本質上說是非理性的，無論是“忍耐”，還是“突發”，都不是遵循理性的法則，而是依據“現世主義”的行為本能，“感傷”則為其共同的底蘊。加藤周一指出了“傷感”的虛無本質，可謂目光如炬。虛無必定導向感傷，感傷進一步加深虛無，兩者互相激蕩，爆發巨大的能量。被虛無裹挾的民族，在生存競爭的非常時期，容易產生“豁出去一搏”的衝動，而不在乎是非曲直；在弱肉強食的競爭中遭遇慘敗時，又容易認命：“命運無非就是如此”。想一想日本挑起二戰時舉國上下的狂熱，以及敗北後的突然轉向，對占領軍的絕對服從，就可知道這一點。一個國家的政治假如為這種虛無所統轄，“其結果肯定是，在本能上是感傷的，在意識上則是徹底的現實主義，……既無法把握自己的思考，更無法想象非感傷的理想主義。”——這是對“台風性格”的最到位的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