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常”的生命感受，給日本的文學藝術帶來淺唱低吟、含而不露的感傷風格。必須指出的是，這種傷感並不導向悲觀消極，反而成為一種特殊的進取的精神動力，因為“無常”的背後，有“有常”——萬能的“天照大神”墊底。比如日本的國歌《君之代》，傷感舒緩、哀樂般的旋律裏，包含著無限的柔情和虔敬，盡管沒有表麵的激越與亢奮，卻內含無窮的生命張力和決絕的意誌。比起中國慷慨激昂的《義勇軍進行曲》，這首綿裏藏針的《君之代》另有一種催人奮進的力量。當年，日本軍人們就是在它的激勵下，縱橫中國大陸，攻城略池，屠殺生靈，為軍國主義侵略擴張立下汗馬功勞。
本尼迪克特在研究中發現，日本小說、戲劇中，很少見到“大團圓”的結局，而這恰好是美國觀眾渴望看到的結局，他們希望劇中人永遠幸福，希望好有好報。如果劇中人結局悲慘，必定是因為他性格有缺點，或者是成了不良社會的犧牲品。然而，“日本的觀眾則含淚抽泣地看著命運如何使男主角走向悲慘的結局和美麗的女主角遭到殺害。隻有這種情節才是一夕欣賞的**。人們去戲院就是為了欣賞這種情節。甚至日本的現代電影，也是以男女主角的苦難為主題。兩個人互相愛慕卻又不得不放棄所愛的人；或者他們幸福地結婚了，但其中一方卻不得不自殺以履行義務；或者是，妻子獻出一切以挽救丈夫的職業生涯，勉勵丈夫磨礪才藝成為優秀演員，而在丈夫成名之日，妻子卻貧病交迫無怨而死去，如此等等。總之，無需歡樂結局，但求喚起對男女主角自我犧牲精神的惋惜和同情。劇中主角的苦難並不是由上帝的裁判，而是表明：劇中人為履行義務忍受了一切，任何不幸、遺棄、疾病、死亡，都未能使他們偏離正道。”——以上談到的種種現象，都是日本人“無常”觀念的具體表現，其中當然有對命運無條件順從的消極的一麵，但這都出於一個不言自明的、對於大和民族來說具有積極意義的前提：對既定社會秩序、對日本整體的維護。而且，這種“無常”的低調手法甚至表現在日本的戰爭影片中，給這些影片蒙上了低沉黯淡的色彩，導致外國觀眾對它的誤讀，其情形，正如本尼迪克特指出的那樣——
日本現代戰爭電影也有這種傳統，看過這些電影的美國人會說，它是所看到的最好的反戰宣傳。這是典型的美國式反應。因為這些電影通篇都隻講犧牲與苦難，看不到閱兵式、軍樂隊、艦隊演習和巨炮等鼓舞人心的場麵。不論是描寫日俄戰爭還是描寫中國事變，都是一個格調：在泥濘中的行軍，淒慘沉悶的苦難和勝負未卜的熬煎等等。銀幕上看不到勝利的鏡頭，甚至看不到高喊“萬歲”的衝鋒，而是深陷泥濘，夜宿中國小鎮，或是描寫一家三代，曆經三次戰爭而幸存者的代表，他們成了殘廢、瘸子、盲人。或者描寫士兵死後，家中人聚在一起悲悼丈夫、父親，失去了生計維持者，仍然鼓起勇氣活下去。英美騎兵那種動人場景在日本電影中是看不到的。傷殘軍人的恢複健康也很少被寫成劇本。甚至也不涉及戰爭的目的。對日本觀眾來說，隻要銀幕上的人物時時處處都在盡一切努力報恩，這就足夠了。所以，這些電影仍然是日本軍國主義的宣傳工具。電影的製作者知道，這些電影是不會在日本觀眾中激起反戰情緒的。
作為一個對日本社會缺乏切身體驗的美國學者，本尼迪克特通過嚴密的邏輯論證，拐彎抹角地闡述了這個複雜的現象，假如她對日本人特有的“無常”精神乃至東方的“虛無”哲學有所了解，或許可以更加直接地切中問題的要害。古代日本武士的氣質中，本來浸透著“無常”的精神，使他們重榮譽，輕生死，甘願為主君犧牲生命。到了近代，這種“無常”與效忠天皇的迷狂結合到一起時，便釋放出更加可怕的能量。“神風特攻隊”駕著飛機炸彈對美**艦作自殺式俯衝時，腦子裏浮現的，就是櫻花在空中飄散的情景，為了這個“瞬間的榮光”，他們不惜粉身碎骨。
日本民族令人驚歎的“無常”精神，就像江戶時代藝術大師葛飾北齋以如椽之筆，在《神奈川衝浪》裏描繪的那樣：一排衝天巨浪，揚起雄獅一般的頭顱，洶湧咆哮，占據了大半個畫麵，造成一種突兀動蕩、大開大合的氣勢。遠處，白雪閃耀的富士山像一朵凝固的浪花時隱時現，更襯托出海浪的強大和吞噬一切的威力。浪尖滔繚裏，三條小舟猶如蘆葦的葉子隨勢飄蕩，形勢千鈞一發！舟子們屏神凝息，像一排小老鼠，緊緊貼著船梆，同命運作著殊死的較量，在似乎就要傾覆的一刹那，又奇跡般地挽回了平衡。好一個驚心動魄的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