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在楊絳看來，“無論中醫西醫，都歸功於我母親的護理。那年的除夕，我父親病骨支離，勉強能下床行走幾步。他一手扶杖，一手按著我的頭，慢慢兒走到家人團坐的飯桌邊。椅裏墊上一條厚被，父親象征性地和我們同吃了年夜飯。”
對此，楊絳不無感慨地說：“我常想，假如我父親竟一病不起，我如有親戚哀憐，照應我讀幾年書，也許可以做個小學教員。不然，我大概隻好去做女工，無錫多的是工廠。”生離死別，人間滄桑，不禁使楊絳產生一種世事如煙的感喟。
楊蔭杭病愈後，想另換房子租住。有一位親友為他介紹了一處，楊絳父母去看房子，也帶了楊絳同去。那所房子正是錢鍾書家租居的流芳聲巷朱氏宅的舊屋。那是楊絳第一次到錢家，不過，沒有遇見錢鍾書。
後來，楊絳向錢鍾書談起：“我記不起那次看見了什麼樣的房子或遇見了什麼人，隻記得門口下車的地方很空曠，有兩棵大樹；很高的白粉牆，粉牆高處有一個個砌著鏤空花的方窗洞。鍾書說我記憶不錯，還補充說，門前有個大照牆，照牆後有一條河從門前流過。”
六
一九二○年，楊絳隨父母遷居上海，她和三姐跟隨大姐同在上海啟明女校讀書，寄宿在校。老家仍在無錫，在上海租賃兩上兩下一處弄堂房子。在上海期間，楊絳的母親生下了她最小的妹妹楊必。
這裏摘錄的內容是楊絳在二○○二年三月二十三日定稿的《我在啟明上學》中的片斷，從中可以見出其與《我們仨》一脈相承的委婉的敘述風格——
我十歲，自以為是大人了。其實，我實足年齡是八歲半。那是一九二○年的二月間。我大姐姐打算等到春季開學，帶我三姐到上海啟明去上學。大姐姐也願意帶我。那時候我家在無錫，爸爸重病剛脫險，還在病中。
我爸爸向來認為啟明教學好，管束嚴，能為學生打好中文、外文基礎，所以我的二姑媽、堂姐、大姐、二姐都是爸爸送往啟明上學的。一九二○年二月間，還在寒假期內，我大姐早已畢業，在教書了。我大姐大我十二歲，三姐大我五歲。（大我八歲的二姐是三年前在啟明上學時期得病去世的。）
媽媽心上放不下我，我卻又不肯再回大王廟小學，所以媽媽讓我自己做主。媽媽特地為我找出一隻小箱子。晚飯後，媽媽說：“阿季，你的箱子有了，來拿。”無錫人家那個年代還沒有電燈，都點洋油燈。媽媽叫我去領箱子的房間裏，連洋油燈也沒有，隻有旁邊屋間透過來的一星光亮。
媽媽再次問我：“你打定主意了？”
我說：“打定了。”
“你是願意去？”
“嗯，我願意去。”我嘴裏說，眼淚簌簌地直流，流得滿麵是淚。幸好在那間昏暗的屋裏，我沒讓媽媽看見。我以前從不悄悄流淚，隻會哇哇地哭。這回到上海去上學，就得離開媽媽了。而且這一去，要到暑假才能回家。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