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剛進去的時候英語差，看書都顧不過來，應付這份苦差事就更吃力。而且，口語越差，課堂上就越缺乏表現，全靠寫作來證明自己。所以，我每篇學期讀書報告都要找個文字好的美國博士生幫助我修改。有時是反複地修改。例如把長的複合句分解成短小的簡單句，盡量用主動式、避免被動式，把主題句放在前麵等看似簡單的技巧，全是這麼學出來的。記得頭兩年，我沒有休過一天假。別人回家過聖誕節，我在學校夜以繼日地苦戰。每到12月初放寒假，我就向教授申請延期交論文(因為我的寫作速度實在無法按期完成，教授在一般情況下都準許延期)。於是，寒假這一個月就成了我固定的寫作月，把所有學期論文在來年一月第二學期開始以前寫完。我記得第一個寒假奮鬥到最後一刻，是在第二學期開始的前一天熬夜寫完的。因為我知道，如果到那個時候寫不完，下學期的課就壓上來，就再也寫不完了。當時真感到再多幾個小時的工作量就超出了我的承受極限。可見普通文科的寫作量之大。當然，後來認識了史景遷教授，並成為他的學生。這艱苦的生活才有了顯著的改善。他每到聖誕節、感恩節，都開車把我們一家接到家裏。夫人安平(也是我的老師)和繼女Meimei都是天才的廚師。我們在他家裏享受一年中最好的美肴，然後由他(有時和安平一起)深夜開車把我們送回家。這麼多年從來沒有例外過。
現在回想一下，我的讀寫訓練，主要是在耶魯時訓練出來的。我從碩士到博士，讀了九年，不僅是每一篇論文和讀書報告，就是寫一封信也一定自己花錢請位高手幫我改，從來沒有認為自己過關。應該說，我在研究院最大的收獲，就是寫作。幫我修改文字的都是母語為英語的博士生。找他們改完，再送給導師。我運氣比較好的是，導師史景遷大概是西方漢學界英文最好的。我這麼多年的寫作，也多虧他反複批改。博士論文完成後把他批改過的草稿堆起來，簡直就是一座小山。你如果能長期堅持這麼大量閱讀，讀完了就和同學討論，然後不斷把自己的想法寫出來，不斷地找寫作高手修改，這種強度自然會提高你的語文能力。讓我比較得意的是，我來美國讀書時還一個句子都寫不通，但幾年後就在《紐約時報》評論版頭條發表了文章。做學術的給報紙發表文章屬於不務正業，按說不足掛齒。但以我如此低的英文起點，能在英文世界最權威的一家報紙亮相，至少也說明多年的奮鬥並非毫無結果吧。
再看看國內有關大學語文的討論，實在不得要領。記得幾年前，教育部曾要求大學對所有學生開設大學語文;後來又加以澄清，說這個要求其實是“建議”。不過，這一動作，還是引起輿論的一陣喧鬧。我看看喧鬧中的種種議論，覺得大學語文還是照樣無可救藥。因為大學語文的改革不能靠官僚的行政命令。那些在大學教書的人，首先要充分理解大學語文的意義。可惜大多數在大學從事文科教育的人，對大學語文還是一知半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