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向主張大學加強語文訓練。不過，這種訓練必須嚴格地建立在實用的基礎上。如果學生們對大學語文的實用性不信服，學校強迫他們必修，他們對語文就會更反感，最終妨礙他們語文能力的提高。比如，有些人提倡加強大學語文的理由，是學生從小學英文比學中文花的時間還多。其實這並不是問題的要害。第一，我們必須問:重英文輕中文是學校課程設置的問題，還是人們自發的行為?認真一想就明白。中國的學校，除了英語課外，幾乎所有課程都是用中文上的。用中文讀曆史，讀科學，也是一種大學語文的訓練。顯然，中文課遠比英文課多。重英文輕中文的現象主要不是課程設置的問題，也無法通過改變課程設置來解決。第二，重英文輕中文主要還是人們的態度問題。這個態度形成的基本理由之一，是不管中國的英文教育怎麼失敗，英文課還是比中文課實用。懂英文的人在實際生活中嚐到了各種甜頭。大家看得見，自然會效仿。我從上大學以來就拒絕跟潮流學英文，但十年後還是最終不得不心無他顧地讀英文，並且受益匪淺。事實上，中國人的英文訓練，如同大學語文一樣需要加強，學習英文也有助於中文的提高，畢竟天下的語言都是相通的。我在這裏討論大學語文的教育，就頻頻引用英文教育的例證來支持。把兩者對立，不利於振興語文教學。
所以我們不妨還是看看美國英文教學的經驗。這對我們的中文教學肯定有參照意義。
幾年前，我在所執教的波士頓薩福克大學參加了一個教學會議，主題就是大學語文。開這個會，是因為美國也麵臨著大學語文的危機。美國教育部的一個調查顯示:1992年美國大學生達到高級閱讀水平的比例為40%。所謂高級閱讀水平，就是具有閱讀複雜的長篇文章的能力。2003年這個比例降到了31%。不用說，哈佛耶魯這種一流大學挑的是最出色的學生，大致不至於閱讀水平下降到如此地步。但我們這種小學校，錄取的是一般的學生。語文能力降低，在我們的學生中自然表現得相當充分。
閱讀差，自然影響到了寫作。不管學生日後從事什麼工作，寫作多是其一生成功的基礎。在這方麵，我可以隨手舉兩個例子。一個是前麵提到的美國最高法院首位拉美裔大法官的Sonia
Sotomayor。她剛進普林斯頓讀本科時，根本不會寫。為了掌握這一關鍵技能，她不僅平時“駐紮”在圖書館中，而且用一個暑假惡補語法和文學。特別是大一時在曆史係Nancy
Weiss
Malkiel教授的課上得到了老師非常個人化的幫助，理解了從批判性地閱讀史料到分析性地寫作這一全過程，最終成為一個優秀的寫手。畢業後她考取耶魯法學院，號稱是“一路寫過”法學院，成為優異的畢業生。日後她當法官，所寫的判詞成為人們評價她的主要依據。在司法領域，沒有清晰的寫作能力很難成功。這一點，上一節討論法學院的教育準備時也講得很清楚。其實華爾街也並不例外。2009年5月1日以107歲的高齡去世的Albert
Gordon，大概是親身經曆1929年股市大坍塌的金融精英中最後一位退出曆史舞台的。他一直到20世紀60年代還是華爾街的重要領袖人物。關於他的傳奇，除了八十多歲開始跑馬拉鬆外，就是當老板時給每個雇員一本《風格的因素》(The
Elements
of
Style)。這本幾十頁的小書，在美國被稱為寫作《聖經》。可見他要求公司裏的每個人都必須具備良好的寫作能力。根據對120位美國大企業人事部的負責人的調查，寫作水平一直是高工資、高技術的標簽，是成功者的基本特征。那些寫作不行的人不容易被錄用，也很難獲得提升。三分之二的美國大企業的雇員的日常工作要通過寫作來進行。80%以上金融、保險、房地產等服務業的公司，在雇用員工時要考察寫作。40%的公司要特別培訓寫作技能不足的員工。美國公司在這方麵的投資，一年估計達31億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