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說從北大學到了東西，並不是說當時北大的學術比現在強。老實說，除了旁聽張廣達教授的通史和朱龍華教授的古希臘史外，北大在學術上並沒有給我什麼。不過，在我看來，大學對學生最大的訓練是教他或她怎麼當一個“君子”。在這方麵，我至少是碰到了皮毛。這也恰恰是被現在的大學教育所遺忘的一個最根本的使命。
我對這裏講的“君子”，有一個自己的定義，那就是well-rounded
person(飽滿的全麵發展的人格)。我用英文來定義，是因為中文世界的教育早忘了這一點，沒有相應的現代詞彙;美國人則天天把這個well-rounded
person掛在嘴邊。這樣的君子所指的，其實就是一種人生的品格:有獨立的道德判斷和意誌，有自己對生活和世界的理解，知道怎麼應付挑戰，怎麼自我發展，怎麼創造自己生命的價值。
這樣說也許還是太抽象。我不妨舉個例子。我最大的幸運，是因為“文革”中斷了高等教育，等恢複高考招生後，一些在“文革”中下過鄉的大齡學生成了我的同學。比如我們宿舍六個學生，老大老二都姓吳。入學那年“大老吳”32，“二老吳”28，我則不到18歲，是應屆高中畢業生。“大老吳”的經曆最奇。他“文革”前就考上北大，但因為才氣太冒，馬克思的書讀得太多，對當時批判“毒草”電影《北國江南》的運動看不過去，於是參照著自己熟讀的馬恩選集給上海的《解放日報》投稿進行辯論。結果，不但沒有給人家馬列一場，反而被定為反革命，北大的錄取資格被取消，並被告之永遠失去了上大學的機會。根據他的事後回憶，聽到消息後，從沒有碰過酒的他，跑到一家小酒店，買了一杯最便宜的烈性白幹兒，一飲而盡。酒如一團火從喉頭墜到胃裏，像個小炸彈一樣翻騰起來，忽地一下頂到了頭上--他就這麼下鄉了。生活失去了任何希望。記得一次我們室友幾人出去吃飯，有個要飯的跑到桌子邊來。好容易打發走後，我嘟囔一句:“這種人很多都是裝的。”誰知“大老吳”一下子火了:“你不想給錢可以，別這麼說。告訴你，我要是不被及時平反，說不定就變成這個要飯的了!”我看著他羞愧萬分，說不出一句話，也上了人生最大的一課。
不過，他們這些人的故事，給我帶來的最大的東西還是敬佩後的恐懼。當他們被踢到鄉下時，人們做夢也想不到“文革”會結束，想不到他們還有機會上大學。大部分人都喪失了希望，過一天算一天。但是，還是有許多人，要死要活地幹完農活後，餓著肚子繼續看書!也正是這些人最後抓住機會回來上大學了。看看他們，再掂量掂量自己，我心裏比誰都明白:我要是到了那種環境，肯定完了。我的人格中，根本不具備他們身上有的那種東西。我現在在北大，和他們這些老知青在北大完全不同。他們是憑自己的人格戰勝了環境進了北大。我則是靠好運氣(高中畢業正好趕上恢複高考)進了北大。我完全是被環境塑造的。環境可以成就我，也可以輕而易舉地把我毀掉。我無法知道以後將碰到什麼樣的厄運，當然也對自己的生活喪失了控製。
怎麼才能主宰自己的生活?我在這種心理的危機和焦慮中，給自己提出了一個根本的教育目標:培養這些大齡同學所具有的品性，無論在什麼環境中，都要做到不放棄。我甚至慶幸地想，我算是幸中大幸:命運放了我一馬，“文革”與上山下鄉和我交臂而過(再早生幾年就趕上了)。好在如今我覺醒了，要事先把自己的品格打造好，準備應付各種挑戰。以後可以倒黴，但不會被生活給摧毀。記得“大老吳”在畢業留言時寫道:“一個人的性格就是一個人的命運。要把握自己的命運，就必須塑造自己的性格。”老實說，剛剛進北大時，我是一個沒有堅強性格也無法把握自己命運的人，一切跟著環境走。畢業時，則至少有了把握命運的性格和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