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紀末19世紀初還有位包士臣，素有文名，和龔自珍、魏源等都屬於“經世致用”派的知識分子。他早年家貧，親自務農，想來也是淘過糞的。在他的筆記《安吳四種》中，就寫到糞池的修造以及糞的種種好處，並指出南方人比北方人更懂得修糞池，使得水田得益，產量高不說，也使環境清潔。
沈氏也好，包士臣也好，都是中國士大夫中的異數。他們學問不錯，特別是包士臣，詩詞文章俱佳，書法也頗有成就，很為士林所重。但是，從今天看來，他最大的貢獻(或者說他“引用率”最高的作品)，怕還是講大糞、海運等非傳統的“經濟之學”的文字。沈氏的一小冊農書，雖不入當時士林之主流，但已經成為中國農業史的經典，其價值高於那些“之乎者也”之輩所著的萬卷詩書。
他們能有這種意想不到的成就，一大原因就是敢於突破傳統士大夫那種“讀書、考試、做官”的“事業格局”。在科舉之下，你當官的正途是苦讀四書五經，然後通過考試、獲得功名。一旦“高高得中”了，就可能在毫無實踐經驗的情況下被派個官做。這是中國傳統的人才管理原則。在這種原則之下，政府的地方官大部分沒有實踐經驗，在法律、財政等關鍵的行政技能方麵沒有任何訓練，甚至因為不通方言，和當地百姓無法直接溝通。中國古代政治之破敗、官僚之無能，也就不足為怪了。
如今中國正迅速轉型為市場經濟社會，本不應該歧視動手的實用技藝，不應該鄙視勞動。但我們的高等教育，其實還是繼承了這種陳腐的科舉價值觀念。比如，幾年前北大有位知名教授為北大畢業生還要辛辛苦苦地自己找工作而痛心疾首。他稱北大學生都是國家一流人才，畢業後應該被各用人單位爭著來搶才對，怎麼竟然還需要自己寫簡曆找工作呢?從科舉傳統上看，這樣的想法確實名正言順:你考得高，就已經證明了自己是國家棟梁之才，做的官就應該大，這叫“野無遺賢”，是政治清明、社會繁榮的盛世表征。讓精英之才苦苦地求人討個飯碗，甚至從最低層的賤業幹起，則反映了世道不古。
也難怪，有的大學已經把高爾夫列為必修課，理由是高爾夫是成功人士的修養，自然也是成功的階梯。不錯，以中國土地資源之緊缺，打高爾夫確實是富人奢侈、擺譜兒的最好方式之一。可是，你總得先教學生怎麼成功，再教他們成功後怎麼擺譜兒吧?再形象點地說，你總得先淘糞、殺豬，再學怎麼打高爾夫吧?
現代市場經濟的遊戲規則，和科舉製度下那種以考試定身份的理念正好相反。你到美國的名牌大學看看就知道，即使是哈佛耶魯，也反複告誡自己的學生:名校的牌子說明不了什麼。20年後沒有人會在乎你年輕時在哪裏讀書，大家是要看的你都幹了什麼。你必須從基層的事情做起，必須“什麼都能幹”，必須以實際的業績“證明自己”。第一個工作，就是給你這樣一個“證明自己”的機會。這些學校的學生不僅要和別人一樣在勞動力市場上競爭，學校還拿出大量資源幫助他們寫簡曆、包裝自己。所以，大學畢業生從事艱苦的體力勞動，在美國很難成為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