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討論班，挑戰著我們的整個教育觀念。幾年前我和賀衛方教授就法學院研究生招生考試要博還是要專的問題展開辯論。他因為招生考試太博而罷招，我則說法學院研究生考試完全不必考專業，要考學生的中文、外語和分析等幾項基本能力。因為你看看美國的研究院就知道，學生入學前的專業知識基礎並不是那麼重要，但人家培養人才非常有效率。在那裏，關鍵看你會不會讀，會不會寫，是否知道如何思想。
最近，賀教授對北大法學院新生講話，提到這次辯論，在介紹我時，用不無嘲弄的口氣說我是個“什麼都寫”的人。可見，在我們的一些教授(甚至許多和國外接觸頻繁的教授)看來，“什麼都寫”顯然是不嚴肅、不深刻的同義詞。但是，如果你真到美國大學的討論班試試就知道，前後左右坐著的，常常是非“本專業”的人，討論很快就脫離具體學科。你對人家講的問題一無所知，就插不上話。最好還是什麼都能談。這也無怪James
Scott這麼一個研究農業社會的專家，一下子講起美國海軍來能振振有詞。其中道理是社會對教育的要求就是如此。我前麵已經講過，你接受法學院訓練時，可能從來沒有聽說過幹細胞研究這回事，但當了法官，馬上麵臨幹細胞研究的案子。你能說這不是我的專業，我不是個“什麼都弄”的人，因此拒絕受理嗎?教授這樣的態度，自然影響到了教學。看看我們的大學，學生縮在狹窄的專業中，聽那些隻知道自己專業的教授滿堂灌。我當年上北大，一個突出的感覺是，一走進課堂，就像進入一個和現實完全沒有關係的世界。在那裏隨著不聞世事的老學究夢遊一小時，出了教室門，才算回到現實中。這樣的教育，能給學生提供什麼呢?到了社會上，任何問題幾乎都是什麼都涉及，你必須準備好接受出其不意的挑戰。學生守著自己的學科，沒有自由思想、自由表達的訓練，沒有討論班刺激出來的創造欲，能夠解決什麼現實問題呢?
如今我自己教了書，才充分嚐到“什麼都寫”的好處。因為“什麼都寫”就是什麼都想。這幾年“什麼都寫”的經驗，等於把在中國大學中錯過的基本的人文教育補回來許多。生活是活的，曆史也是活的。“什麼都寫”之後，看曆史的眼光也大有不同。比如我給學生講希臘史，講起希臘的軍製和同性戀問題，我不是照本宣科，而是從美國自克林頓上任以來對同性戀是否可以參軍的辯論談起。在現代的許多美國人看來，同性戀參軍，把軍隊內的性關係搞亂了，影響戰鬥力。可是在古希臘，人們認為同性戀組成的軍隊最強大。因為任何一個戰士，在自己的戀人麵前都會表現得神勇，捍衛自己的榮譽，而且彼此生死與共。同是民主社會，古典和現代的人想法竟如此天上地下。為什麼?這麼一講，課活了，曆史也活了，曆史和現實聯係在了一起，幫助學生用曆史批判現實，以現實批判曆史。
最近國內一位博士生給我寫信，說現在大學裏也開始學美國，辦討論班。但是效果不好。老師不會主持，不能有效地引導話題、提供有價值的評論，學生發言也沒有質量。反而不如大課的信息量多。這是為什麼?因為我們的老師就是大課裏灌出來的。如果除了自己的專業外，“什麼都不寫”、什麼都不想的話，麵對討論班當然不知所措。學生的背景各異，生活經驗不同。老師的功能之一，就是幫助學生從自己的經驗和學識中挖掘洞見。比如我和學生討論的時候，明明講日本的事情，學生突然扯出美國的東西來，大談西奧多·羅斯福。怎麼辦?我不能簡單地讓人家閉嘴，而是要首先理解西奧多·羅斯福的意義在哪裏，為什麼這位學生把他和課上的討論主題聯係起來，然後才可以引導討論。如果隻守著東亞的領域，不理解學生的知識背景，看不出他的背景和我談的問題的相關性，那還怎麼能夠幫助他從自己的經驗和知識中挖掘洞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