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美國的大學，特別強調“討論班”(seminar)。在研究生教育中(主要是文科，理工科因為實驗室的重要因素，不可一概而論)，討論班是主體。我自己在耶魯碩士、博士讀下來，上的全是討論班，大課一堂沒有上過。本科生的討論班也非常重要。比如各校不僅有大三討論班，而且許多還設置新生討論班。即使是上大課，教授講完後，學生也要分成小組，參加由研究生、助教主持的討論班，每個班人數都控製在十幾個。這樣保證人人參與討論。
在這種討論班中，老師不過是個主持人，不停地提出問題，引導討論的深化。學生死讀書不行，因為很少有人問你書上講了什麼。書是大家都看過的，重複書上的內容等於說廢話。大家要看的是，你和其他人讀了一樣的東西，你能拿出什麼新東西來?你有沒有批判性的思考能力、指出作者的缺陷?你能否在作者研究的基礎上，再往前走一步，指出深化研究的路徑?要知道，大家讀的書，許多是名著，如韋伯等。匆匆看完，討論班上去批一通，深化人家一下，這在中國老師看來算什麼呢?輕說是強人所難，重說是對學術大師的不敬，或者是無知的狂妄。畢竟大家還是學生。但美國大學的討論班上，這是人家對你常規的期待。壓力之大可想而知。你不僅要理解書本，還要彙通其他學科的知識，挖掘自己的生活經驗。一句話，把所有本事都使出來，創造一些別人沒有的思想。
我開始上討論班，非常緊張。當然這和開始時英語不好有關。我對自己唯一的要求，就是張嘴說話，別被嚇住。但常常說話前5分鍾，腦子裏一片空白;說話後5分鍾，腦子又是一片空白。後來才漸漸從一個邊緣人物，變成了愛說話的主角之一。這一轉折點，發生在James
Scott教授主持的“農業社會”的討論班上。
這個討論班是耶魯著名的課程之一。每次持續三個多小時，一般是四個不同領域的教授一起教。第一個小時，教授各自講自己的觀點。第二個小時則是大課問答，主要是學生和來自世界各地的訪問學者(有時人數可達二十幾人)提問，教授邊回答邊討論，誰都可以插話。第三個小時，訪問學者退場，學生分小班討論，四個教授分散在各小組參加討論。
那天討論，正好James
Scott教授和另一搞農業技術的林學院教授在我們組。我被輪上當主持人，即對所讀的書提出概觀性的分析，然後提出引導性的問題。那周讀的，是法國著名年鑒學派史學家Emmanuel
Le
Roy
Ladurie的經典著作“The
Peasants
of
Languedoc”(Languedoc的農民)。該書的主題是14-18世紀這400年間法國農村的經濟和人口變動。他大致的觀點是，這段時期農業停滯，土地上的產量沒有提高，人口稍有增長就下跌，無法突破馬爾薩斯的鐵律。究其原因，是中世紀的社會沒有技術進步的能力，等等。當時我是博士課程第一年，英語還非常差，而且這是我讀的第一本法國史的著作，300多頁，加上其他兩門課還有大致相當的閱讀量壓著，根本讀不完。如此主持討論，心驚膽戰。
不過，我馬上發現，人家並不在那裏檢查你是否讀完了書，而是要看你的思想。於是靈機一動，馬上提出一個話題:作者僅僅提出沒有技術進步，但沒有分析原因是什麼。這似乎和年鑒學派的基本信念有關:基層社會這種“長時段”的緩慢演進，如人口、生態等，是曆史最本質的深層動力。政治層麵的變化(傳統史學的主要題材)則是短時段的、淺層的現象，很難影響長時段的曆史。人類不過是長時段的曆史的囚徒。想跳出生態和技術的時代限製，改變自己的命運，就好像胳膊擰不過大腿，是徒勞的。真是如此嗎?我引述彭慕蘭的一個研究，指出在20世紀初的山東，有改良的棉花種子，但當地一些社會就是不接受。原因之一是當地村裏的統治階層，害怕一旦引進了改良種子，村民得到了實惠，就都跟著那些帶來新種子的人走，自己的權威受到損害，所以他們抵製新技術。由此我進一步提問:法國農村沒有技術進步，究竟是技術本身的問題，是長時段曆史的緩慢節奏所導致，還是地方權力結構的問題?政治上的所謂淺層的變化，是否可以決定性地扭轉長時段的深層曆史發展?
此論一出，全班一下子被激活，James
Scott興致尤高，馬上引述其他例證對我提供支持，說二戰前美國海軍將領拚命抵製新技術的運用，生怕一旦技術更新，自己這一代不懂新技術的人會被新一代替代，結果影響了美國海軍戰鬥力的提高。可見，技術是否進步，不能僅僅通過技術本身來解釋。大家你一言我一語，這堂本應該上到下午5點的馬拉鬆課程竟然沒有能夠按時下課。經此一事，我慢慢找到了門道，自信了許多。反複磨煉的結果，使自己的創造力大有長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