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高級白領的高薪，與民工的低薪甚至拿不到工錢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一現象，說明中國高級白領的嚴重短缺。外商的普遍抱怨是，在中國找個稱職的管理人員實在太難。好的就那麼幾個，誰都在搶，結果這些人在哪家都待不長。GE的一位培訓主管稱，中國的高級管理人員還是第一代，他們的父母是在國有企業效力，他們沒有榜樣可學。Asimco
Technologies的一位總裁也說，中國的人才常常由兩部分人組成，一部分來自國有企業，官僚習氣太重;一部分來自私營企業，又實在有些太無法無天。更多的外商則抱怨，中國的雇員缺乏創意、冒險精神和管理才能，同時對自己的估價又太高。中國的教育太強調死記硬背。許多人才履曆很好，英語不錯，但總是沒有敢為天下先的闖勁。在一個部門按部就班還可以，一旦需要跨部門協調，主動和其他人合作，就無所適從。
這些對中國剛剛開始了解的外商，當然隻是看到現象，並不一定能夠抓住問題的根源。不過，他們的意見，到底屬於“用人單位”的反饋。我們必須據此進行反省。這種打著燈籠也找不到可雇人才的現象，在如今中國大學畢業生失業嚴重，許多“海歸”也紛紛成了“海待”的背景下，顯得格外令人震驚。精英白領層畢竟屬於一個比較小的群體，空缺有限。我們隻有提供足夠的人才供給量，這些精英白領才不會這樣炙手可熱，價碼才不會過高，乃至嚇走外商。但是，我們的大學年年擴招，守著世界最大的人力資源，竟不能為這麼幾個位置供應稱職的人才。
由此可見，我們的教育體製，已經和經濟發展嚴重脫節。
三
筆者在近作《誰的大學》一書中指出，中國目前已經向市場經濟轉型，但教育沒有擺脫計劃經濟的體製。大學單純依靠國家投資，並由“上麵”定出檔次，按級“領賞”、撥經費。這樣，大學之間沒有什麼真正的市場競爭，隻有讓學生在一套僵化的考試製度下競爭。學生從小就圍繞著高考，被老師家長高度看護，毫無獨立精神，而且背景越來越單一，偏遠地區和農村的學生越來越少。這些學生在大學裏泡在一起，對社會的見識就越來越狹窄，開創精神越來越差，而且總是抱著一種不知道天高地厚的“狀元心態”，眼高手低。筆者在美國見過一些名校的中國學生，一畢業就回國。問他們為什麼不在美國闖一闖，回答是，太累了，還是回去的日子容易過。結果他們連試也不肯試一下，留學多年，在外麵就沒有競爭過。這樣的態度，“海歸”不“海歸”有什麼用?
我們的文化，更有走向封閉保守之勢。比如去年掀起的讀經運動，公開提倡死記硬背。最近連、宋訪問大陸，一些人不注意分析其政治上的創意，反而盯著宋楚瑜那篇《祭黃帝文》，稱其中“訂律設製，立五千年不拔之根基。造車指南，辨兆萬民不易之方向”之語“有點駢體文的味道”。論者一邊指出，“這樣的文字，擱在晚清，隨便哪個年輕秀才，恐怕都能寫出來”，一邊不停地讚歎人家的國學根底令大陸同代人汗顏。其實，連、宋來訪，可圈可點之處甚多，何必拿這個晚清隨便一個秀才都能夠寫出來的句子說事?我們應該為講不出別人沒有講過的話而羞愧。如果僅僅是重複“晚清隨便一個秀才都講得出來的話”，又有什麼可汗顏的?可見，我們的社會文化，崇拜的根本不是創造力，而是重複前人的能力。在這樣的文化中，我們的畢業生進了現代企業中找不到北，也就不足為奇了。
筆者一位朋友，有位號稱是不爭氣的兒子。當年他在美國找到教職，告訴這位在國內還沒有上高中的兒子:“好好學英語!”但他兒子一句英語也沒有學，收集一堆“文革”紀念章，要到美國做買賣。買賣當然是沒有做成，學也上得不怎麼樣。高中畢業當了幾年兵，後來到社區大學(相當於我們的大專、夜大之類)讀書，再跳到一個小大學完成學業，如今跑到上海，成了高薪白領，手下有一群清華、北大的MBA.我這朋友說，我這孩子要是在國內，什麼機會也不會有，最差的大學也上不了。但就是能折騰。結果七折騰八折騰，如今比我掙得多多了。
中國的教育還鼓勵學生折騰嗎?連學生開餐館都成了不務正業，畢業後除了照本宣科還會什麼呢?
中國的教育必須改革。中國需要多元的教育體製，要鼓勵小的民辦大學的成長，要把學生的人生經曆作為一個錄取標準，要創造條件讓學生半工半讀地完成學業，要號召年輕人到國外闖天下。單靠國家投資，自以為是地創幾個“一流”，培養出來的人，還是個百無一用的書生。在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中，這個部門不改革，教育就會成為中國發展的瓶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