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考上北大，是我一生最大的“優勝記略”。這一“優勝記略”，對比起我考上之前那副沒有出息的樣，就更顯得特別“優勝”了。
我從小不是個好孩子，從來不好好讀書，父母說我幹什麼都是“三分鍾熱氣”，覺得上麵的哥哥和下麵的弟弟長大都沒有問題，要操心的就是我一個人。記得初中畢業時考物理，當時學校還是文革時代的教學，開卷考試，題目有6道，全是書上的例題。隻要你從書中找到那6道題，抄下來，就算100分了。但是，這樣的考試，我居然才得60分。因為我從來不看書，不知道例題在哪頁。就這麼塊料，別說考北大，按說根本就不應該上大學。
不過，我那時突然有個男孩子的青春期覺醒，一上高中就知道讀書了。我的心理大概和一般孩子不同，或者說不太正常。記得六、七歲在北京海澱區的花園村住時，偶然跑到家後麵的農地，看到了一個農家的葬禮。那簡單地說就是埋棺材，有人哭得撕心裂肺，十分恐怖。當時的震撼，影響了我的一生。我突然意識到，總有一天，我也會是這個下場，被埋到深深的地下，一下子就被生命的虛無和恐懼所征服。當時是否父母正在下幹校已經記不清了。其實即使他們在，也是早出晚歸，根本沒有時間和我在這方麵交流。童年的孤獨實在可怕。我被死亡的前景折磨了很長一段時間。晚上睡不著覺、做惡夢，甚至從床上滾下來……由此開始了一場麵對死亡的掙紮，至今也沒有結束。
記得大學畢業後在《北京晚報》當記者，跑去采訪李澤厚。李先生不是個很健談的人，不過有一句話讓我終生難忘:“當人意識到死的時候，才感到真正在活著”。我聽了渾身一振，小時候對死亡的恐懼全回想起來了。確實，當人意識到死亡後，對生命就有一種迫切感，甚至可能有一種使命感。我雖然從小不成器，但這種感覺一直在我的掙紮中伴隨著我。我知道沒有人會注意我，沒有人會瞧得起我，但我自己不能辜負這一生，我要做出一番事情來讓世界記住。這種勁頭，一上高中就突然引起了人生的覺醒。
當然，這種覺醒也並非沒有外在刺激。那時我們突然被告之:高考將恢複!考上了就上大學，考不上就繼續插隊(其實後來考不上的也沒有插隊)。剛剛“覺醒”的我，什麼事情都要思考。這麼寶貴的生命，又怎麼能錯過大學呢?我開始讀書了。
那是個“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時代。其實這話是“文革”前“17年”留下的。我們那時候的學生和家長都對之深信不疑，覺得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要學就學數理化。可是，我對這些一點興趣沒有，一想到一輩子搞技術，就覺得靈魂裏空蕩蕩的，寒冷得渾身發抖，喜歡的就是文史。說實在的，這種心情，實在也說明了我們的教育的問題。一個青少年時期的孩子，內心最關注的是生命意義的問題。但是，我們的教育哪裏管這一套?教育就是讓你成為幹某件事情的工具。這也是當時越是“有用”的專業越讓我感到空虛的原因。所以，當時文理分班，我毅然上了文科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