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世界通史課上講古希臘的，是朱龍華教授。他童顏鶴發，一講話就滿臉放光，極有神采。當時世界史專業的學生，還在他的顧問下上演了希臘悲劇《俄狄浦斯王》，看後讓我激動了好久。上他的課談不上什麼思想震撼，他不是個激情澎湃的人，而是“古典式”的風格，莊重平和，而且特別清晰。當時這方麵的書不全，聽他一講，對古希臘的概觀就有了把握。作為外係旁聽學生，我沒有機會和他直接請教。不過畢業工作幾年後，開始上門拜訪。記得20世紀80年代《讀書》雜誌非常火爆，我是《讀書》的常客和作者，而且有一段想調到《讀書》去。沈昌文先生那時是《讀書》的負責人，特地跑到我的工作單位《北京晚報》要人，但是《北京晚報》不放。後來我索性義務為《讀書》辦事，推薦了朱先生，並自告奮勇地代《讀書》向他約稿。他應我之邀寫了一組西方史筆記，非常受讀者歡迎。
這段教育，使我不僅成了西化派，而且是個“言必稱希臘”的西化派。老實說，那時候的古希臘史觀，還屬於19世紀英國史學家格羅特所代表的那種“浪漫派古典主義”，有其天真之處。但這種天真，有著珍貴的精神。要知道，即使在西方曆史上，希臘民主也沒有太好的聲譽。比如William
Mitford在1836年出版的《希臘史》，大概是在當時的英國影響最大的希臘史著作了。他經常把絕對民主等同於僭政，稱之為暴民專製，稱“作為一個富人，生活在雅典民主中和生活在土耳其專製中一樣危險”，在希臘的小城邦中發展出來的政治體製，不適合領土廣闊的英國，“英格蘭製度中固有的自由傳統，並不是來源於希臘民主所代表的古典傳統，而是來源於日耳曼的森林。”但1851年格羅特的《希臘史》，則徹底為民主翻案。他聲稱沒有希臘的民主製度，古典文化的精神傳統就變得不可能。那種對公共事務公開的、無休止的討論，那種贏得公眾的尊重和同意的壓力，鼓勵著激烈的、有說服力的論辯，使知識得以成長。從現在的眼光看，William
Mitford稱英格蘭的自由傳統來自日耳曼森林確實是真知灼見。現代歐洲直接起源於中世紀的傳統而非古典世界，這在史學界基本已經成為共識。但是，雅典精神，是歐洲現代性發育成熟、政治社會走向民主的19世紀的時代需要。格羅特的浪漫古典史觀壓倒了William
Mitford保守古典史觀，也是那個時代精神的寫照。弗蘭克·特納(Frank
Turner)在《維多利亞時代英國的希臘遺產》中評論道:“格羅特對古典民主的翻新是如此成功，乃至19世紀的英國人覺得他們離公元前5世紀的雅典比離18世紀的英國更近。”這也恰恰是我對雅典的感受。在20世紀80年代初站在北大的三角地，我覺得自己離古典時期的雅典比先秦兩漢要近，比盛唐要近，比明清要近，甚至比近代的中國、1949年以後的中國都要近。我覺得:中國的曆史和傳統站在一個新的起點上。人為什麼不能選擇自己的傳統，而非要被既定的傳統所桎梏?英國有《大憲章》，有莎士比亞，有柯克，有一整套憲政傳統。但是，你能嘲笑維多利亞時代英國人“崇洋媚外”、冷落自己的傳統而拜倒在古典希臘的腳下嗎?當然不能。維多利亞時代英國不僅是英國曆史的頂峰，也是人類曆史的一個頂峰。日不落的帝國就是在這種擁抱古典希臘的文化自信中建立的。
美國也是同樣如此。Henry
Steele
Commager指出，是古典傳統造就了華盛頓、傑佛遜、麥迪遜等建國之父。“這些建國之父對古典世界比他們對歐洲甚至英國更為了解。他們對古典世界的熟悉程度可能比他們對本區域之外的美洲殖民地還要高。”在建國之初，潘恩對雅典民主的推崇在崇尚古羅馬共和傳統的政治家中還是少數派。許多人如漢密爾頓那樣仍然把“民主”當一個貶義詞來用。但是，到了19世紀20年代，“民主”就成了主要政黨的名字。美國人開始回歸希臘而非羅馬，擁抱雅典而非斯巴達。這個年輕的國家顯然從“民主、共和政體是否隻適合小城邦而不適合一個大國”的憂慮中擺脫出來，相信自己的人民有足夠的品德來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務。這，也正是美國成為現代社會最偉大的國家的根本動力之一。
從現在的角度回想，20世紀80年代北大的精神更符合北大兼容並包的傳統。當時的中國在政治和經濟上是封閉的，但在文化心靈上是開放的。那時北大人的精神，似乎麵臨著無限的可能，讓人想起19世紀的英國、建國時代的美國，仿佛一個大時代正在開始。所以我覺得北大就是個雅典。
現在的北大呢?這要讓現在的北大人來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