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迷於古雅典，塑造了我的價值觀念。這種學習主要是自學。不過，現在我成了以曆史為職業的教書匠，專攻中國史。如果在這方麵要追溯到大學四年對我影響最大的人，那還是張廣達先生。他那時還不滿50，正好是我現在的年齡，其貌不揚，說話似乎也不那麼利落。不過一講隋唐史，就讓人亢奮起來。想想看，那是1980、1981年。一般大學裏講課不上來給你馬列一場就不錯了。他則十分精要地綜合各家，把陳寅恪、內藤湖南、宮崎市定、伯希和等各家的觀點逐一介紹，講唐史分析周圍民族的互動，特別是中亞政治貿易的發展，把中國史放在世界史的背景中展示。這對於我們這些隻知道從農民起義分析曆史動力的人來說，是不折不扣的曆史意識的地震。聽完他的課，你恨不得一頭紮進圖書館，把他提到的各家都找出來自己看看。他是個右派，掌握多種語言，被壓製多年不能搞專業，反而不受當時意識形態的限製，能關在圖書館讀書。所以“文革”結束後他的知識結構是最領先的。他本來研究中世的中西關係，但對所謂海外中國學研究，在當時恐怕也是最通的。
張先生被恢複教學權利後剛上講台，精力無限。我向一位同學推薦他時，對方說:“我知道你講的是誰。是不是那個總推著自行車在馬路邊上和別人說話的?”不錯，你下課問張先生一個問題，他先是拿著黑板擦兒站在講台邊和你談，等下堂課的師生進來，他就不得不走出教室，走到自己的自行車處，打開鎖，推著自行車邊走邊談，最後幹脆站在大家要分手的十字路口，一講就是半個多小時，也不管認識不認識你。這成了當時北大的一景。我當時問他，在轉到曆史係不可能的情況下，想學曆史怎麼辦。他毫不猶豫地說:“讀《通鑒》，一遍不夠讀兩遍。”接下來就是一通關於司馬光的長篇大論。可惜我三分鍾熱氣，《通鑒》一本也沒有看下來。
畢業幾年後，我有機會去訪問他。那時我當記者，采訪了不少知名的學者。其中對杜維明關於儒學現代性的采訪，對鄒讜關於政治文化的采訪，都相當有影響，我自然也樂在其中，有些飄飄然。找張先生，目的也是采訪。他當然來者不拒，滔滔不絕地講了一大通。但造訪結束臨出門時，他突然對我說:“你雖然年輕，但每天這麼跑來跑去，可要意識到別人都在進步。你不動就落後了。還是要讀《通鑒》呀!”我這才明白，幾年前我在北大馬路邊問他學曆史的問題，他至今還記得!我本覺得，他那時在馬路邊推著輛車，和誰談起來都沒完，不可能記得我了。可是，他不僅記得我這個人，而且連我問的問題似乎也記得。在他看來，幾年下來，我是光說不練，站著不動，所以才有這樣一番委婉的告誡。這樣的老師，不知道在當今的北大是否還存在。
我動真格的讀書，還是在1989年。那年夏天，我立誌學英語，日後到美國求學，於是把自己關在屋子裏，和外界不太交往。可惜學英語天分太差，考托福第一次590，第二次竟得了580，600分死活過不去。幸好後來妻子赴耶魯讀博士，我跟著借光，從以學生家屬的資格旁聽開始，再讀東亞研究的碩士，最後到曆史係讀博士。一天在校園裏騎車，看見一個中國人走路，兩人對視，一下子全停了下來。天呀，是張先生!他也記得我!一晃十多年了。久別寒暄，才知道他也是1989年後就出國遊學。先是在歐洲，成為獲得法蘭西學院國際講座教授的第一位亞洲人。這個職位是法國文化界的最高榮譽之一，憑工作證件可以免費出入各大博物館，甚至還可以帶客人進去。據說此職位剛設立，第一年請的是戈爾巴喬夫;老戈不來，就請了個研究東歐的學者;第三年請到了張先生頭上。我們都知道張先生懂得多門外語，但法語他在大學僅學了一年，後來就沒有再動。幾十年後榮任此職，每周用法文講課，竟頂了下來，人沒有講少一個。以後他又不停走訪世界名校。剛到美國來後，英文明顯講不利落，在一個聚會上碰到我的導師史景遷先生，兩人還隻能用法語交流。可是沒有幾個月，英語就十分流暢。周圍的教授提起來，都說他英文實在很好。他至少能夠用流利的法文、英文和俄文講課。這在搞“國學”的學者中，有誰還有這個本事?在耶魯期間，他還堅持學梵文。即使在耶魯，這種文字的課也就兩三個人上，還有位年輕的學生半途放棄。張先生則一直學下來。他到此時可已經是快70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