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便還說一下，我36歲開始學日文，功夫花了不少，成果則不足觀，於是頻頻向他抱怨自己閱讀還是不行，問他如何。他歎口氣說，日文不好是他一個最大的遺憾。日本人學問實在很好，人家要找你商榷起來，還真讓人緊張，所幸日本人挑戰他的好像至今還沒有。(我還聽過一位師妹告訴我，國內老一輩的一位權威，一次學術會議上讓日本學者猛商榷了一下，下場後把自己關在旅館房間裏直哭。)張先生解釋說，日文不好的最大原因還在於自己的民族感情。日本人打進來時，他還在北京的中小學讀書。他覺得日文是占領者的語言，心理抵觸情緒很大，不願意好好學。不過，當時看日本人，感情其實也很複雜。比如，日本軍隊剛開進來，第二年書店就跟進來了。而日本的書店和過去中國的書店不一樣，是開架的，井然有序，你可以在那裏閱讀。幾十年後訪日，他對日本大學裏的同事的敬業精神也很感歎。比如有位日本同事，每天在辦公室從早八點幹到晚八點，紋絲不動，幾十年如一日。日本人一起讀會要，老師領著解讀到某頁時去世了，繼承他的徒弟就從那頁開始接著帶著大家讀，多少代下來，就有了傳統。人家的學派可不是拍拍腦袋說幾句猛話就創造出來的。這麼積累的學問你怎麼可以小看呢?聽張先生這麼一說，我對日文就更不敢怠慢了。有一次拿本日文書問他，他用手指跟著豎行字飛快地讀下去，隨口把中文意思說出來。我馬上說:“張先生，您這叫日文不好嗎?”他笑笑:“唬人而已，你程度還淺。”
張先生來過耶魯幾次。最後一次來時，頭幾天沒有找到房子，正巧我妻子到日本做研究還沒有回來，我就請他在我家委屈幾天。當時還有一位武漢大學的徐少華先生，也是剛來正在找房子，我索性也把他請來。我們三人，戲稱三個單身漢，過起大學宿舍的生活。我和徐先生一直好奇想看看張先生做學問的神通到底在哪裏，這次算是有近觀的機會了。每天早晨我們兩人起床時，都看到張先生已經端坐在書桌前讀書。我們一問，他才說自己年紀大了，睡眠不需要太多，早晨起來幹幾個小時，這一天就“夠本兒”了。後來徐先生向我感歎:“真算是見了大師了。自己這幾年為學小有成果，有些飄飄然了。一看張先生，才知道自己該怎麼做。”此話實在不假。有一次閑談中，我們替張先生鳴不平，說他命運實在太坎坷了，當了那麼多年右派，現在在國外生活也頗不穩定。如果命運公平一些，還不知道是什麼光景呢!張先生則輕描淡寫地說:“我可不這麼看。我當右派屬於走運了。看看當年的北大，沒有當右派的人怎麼樣呢?他們每次運動都要出來衝鋒陷陣。不少最後被搞到梁效裏麵。哪裏還能做學問?我被關在圖書館裏，多少還看了幾天書。後來恢複正常才有點東西可以教給學生。現在我要是在國內，當然也是會如人所說成為個權威泰鬥什麼的。可這種大驕子對我有什麼意義呢?還不是一天到晚開會吃喝?像現在這樣在外麵東奔西走，對各國學術有機會觀察。特別是在法國那幾年，對年鑒學派什麼的，有現場學習的機會。”另一次他私下對我說:“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上天如果多給我幾年，我也許會把所學歸納總結出來一些。如果不給我那麼多時間，所學所知也就跟著我走了。但這又算什麼呢?看看曆史，許多飽學之識都是這樣，我們根本不知道他們的存在。留下東西來的人也許算是偶然。這些我早看開了，能夠平淡對之。”
所謂寵辱不驚，說的就是張先生這樣的人。這也是我心目中的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