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月，外國人即使在北京也非常少。小時候我很少在街頭見到外國人。偶爾在天安門廣場等繁華地帶或使館區見到幾個外國人，也幾乎和見到動物園的動物一樣，站在老遠看個沒完。我小學五年級以前住在北京海澱區的花園村，旁邊有個華僑公寓，偶爾還真看到幾個膚色不同的老外。那時在小孩子圈裏，有各種關於華僑公寓的傳說，比如裏麵多麼豪華，許多人家裏有電視，甚至還開車等等。要知道，那時我上的花園村二小，全校沒有一台電視。我們在那裏小學畢業後按理要上花園村中學，即所謂“花中”。孩子偶爾談起來這個前景，無不興奮不已:“知道嗎?那個學校有電視呀!”
我父親在五十年代是駐蘇的外交官，帶回一台十七寸的黑白電視機，非常笨重，需要兩個大小夥子才能抬動。不過那台電視壞了很長時間。曾經修好過一次，但又壞了。不管怎麼樣，家裏還如同寶貝一樣保留著。我還記得那時上演朝鮮電影《賣花姑娘》、《金姬銀姬的命運》，講到不小心淪落到“南朝鮮”的女性，在萬惡的資本主義社會成為“天下三分之二的受苦人”，命運非常悲慘。電視裏一演這些，全單元的人都來我家裏看，跟著哭，更覺得“天下三分之二的受苦人”是多麼水深火熱，我們是多麼幸運。
當時中國基本沒有什麼電影。文革初期全國就八個樣板戲，後來開始拍電影，有什麼《春苗》、《決裂》等等，全是“反資本主義當權派”的文革電影，缺乏人情味。比如，這些電影裏不僅沒有愛情，甚至連夫妻都沒有，講的是無性政治動物的日子。反倒是進口的一些社會主義國家的電影更好看些，包括朝鮮電影。至少人家有男男女女的事情。當時孩子們編出順口溜，歸納這些電影的特點:“朝鮮電影哭哭笑笑，羅馬尼亞電影又摟又抱，阿爾巴尼亞電影莫名其妙……”朝鮮、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是當時中國絕無僅有的幾個國際朋友，每次人家的領導人來訪，都要組織上街夾道歡迎。外國人可不是鬧著玩兒的，必須隆重對待。這麼長大的孩子，自然覺得外國人是高人一等的了，至少人家可以“又摟又抱”呀。這對青春期的孩子還是很有誘惑力的。
當然，外國人可怕起來，也不是鬧著玩兒的。我們從小就要“備戰備荒”，特別是要為核戰爭做好準備。原子彈的可怕，我們小小年紀都知道。那實在太恐怖了，而且老師告訴我們，蘇聯可能要向中國扔原子彈，人家首先要打北京。畢竟是首都呀!記得那時父母下幹校，留下一個農村來的大娘看著我們兄弟三人。大娘不識字，也要到街道開會，商量怎麼對付蘇聯的原子彈。最後她們這群老大媽終於想出了辦法:誰看見原子彈飛過來，趕緊敲暖氣管子。因為暖氣管子通著全樓，大家都聽得見。聽見聲音，就都往防空洞跑。她們還演習了幾次，確實一敲動靜很大，並告訴我們小孩子不要隨便敲暖氣，免得引起誤會。可我心裏為此則引起了巨大的恐怖:據說原子彈從蘇聯飛過來比飛機快得多，肉眼都看見了還有機會敲暖氣嗎?再說，我們孩子參與挖的那些小洞洞，下場雨都有塌的，能防原子彈嗎?看看家裏那台蘇聯電視，那是人家五十年代的產品，中國造這東西門兒也沒有，怎麼打核戰爭會是蘇聯的對手?亡國滅種的危機感非常真實。我還不停地做過惡夢:自己被蘇聯入侵者抓住，按說應該學革命先烈寧死不屈，但人家要槍斃自己，一下子嚇破了膽，投降了，同時也在驚恐和羞辱中醒了。幾十年出國後曾聽到電視上講，在中蘇交惡時，美國中央情報局估計蘇聯確實有很大的可能對中國發動核打擊。看來我小孩子的恐怖也不是無緣無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