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北大後，我先是想當文學青年，後來又想學曆史，總之是研究中國，從來沒有出國的心思。按當時的要求，英語要上兩年公共課，從A、B、C開始。我自然也要跟著上。因為學英語缺乏內在動力，加上那時課本還是不脫文革時代的意識形態，編得十分枯燥，我自然也就沒有興趣了，每次上課坐在後排跟著混。當時校園裏時髦的是交響樂，各種講座層出不窮。我每天花大量時間聽交響樂作品，腦子裏全是貝多芬、柴可夫斯基，有時上課也欲罷不能。記得有一次英語課我坐在後排，腦子裏突然響起了貝多芬，一下子忘情於其中，大概也有些情不自禁的身體動作，至於老師在講什麼早就不知道了。一會兒聽到老師憤怒地對班上的同學講:“有的同學根本不用心學習，回去不做作業，基本的詞彙、語法也掌握不了，甚至上課也不聽講，一個人坐在那裏搖頭晃腦，不知道發什麼神經。這樣學英語，還不如不學。因為隻要公共課一停，兩個月就全忘光了，跟沒有學過英語的人沒有區別，成了文盲。”
我並非不知道英語的重要，也並非不想學英語。但當時學英語，有兩個障礙需要克服。第一個障礙和現在的年輕人所麵臨的幾乎相同:學語言是個慢功夫，需要持之以恒。有時，越喜歡思考的人學語言的確挫折感越大。你學別的東西，不管是科學、工程、曆史、法律，隻要用心，一個學期下來就收獲甚豐，甚至有一下子進入一個新天地、掌握一門新技能的成就感。學外語則是投入了兩三年還覺得自己是個傻子，最簡單的話都不會說，能讀的書也不過是兒童讀物的水平。所以，學外語頭兩三年經常很有挫折感。如果教材很枯燥乏味，課程僵化，那就更難了。我那時年輕，沒有人督促，沒有堅持下來，後來後悔莫及，也希望年輕朋友不要重複我的錯誤。第二個障礙，則是我們那個年代特殊的。按說，學英語的最大動力，是用英語所接觸的人類文化要豐富得多。我現在勸年輕人把英語作為頭等大事之一時，經常問他們:想想看，你用英語能讀到什麼，用中文能讀到什麼?至少現代中文裏的內涵太貧乏了。但是，當時我們能接觸的英文書很少，報紙雜誌幾乎沒有，更沒有現在上網這種技術可能。另一方麵，經過文革十年連中文書都幾乎禁絕的日子，一下子能看中文書了。這就像是知識爆炸，令人目不暇接，雖然現在看來，我們那時能讀的中文書實在可憐。既然中文能夠滿足相當的知識需求，讀英文的動力就減少了許多。我作為一心要“改造中國”的青年，心思全在中國。
更可惜的是，在北大的第二年，學英文又加了一層更特殊的心理障礙。那就是在留學生樓“陪住”的經曆。這段經驗是我大學生活的惡夢。回想一下，我在那裏和美國人開始接觸，至今沒有成為一個愛國排外的“憤青”，也算難得吧。
隨著大學恢複高考招生，第一批外國留學生也開始進入中國的大學。當時外國人在中國的情形，如今的八十年代後、九十年代後的一代恐怕是很難想象的。我們這代人對於外國人，有著巨大的心理障礙需要逾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