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英語，則即使在1980年前後的中文係中也算很差的;乃至大學畢業，英語幾乎就和沒有學過一樣，後來對英語甚至有了心理障礙。這說來話長了。我是在1974年升初中。那時正趕上小學從六年製改成五年製。1960年出生的人，六年級畢業就到中學讀初一。我們這些1961年生的，如果按五年製小學畢業，正好和上一年級一起進入中學。當時的中學無法容納突然增加了一倍的新生，所以我們讀完小學就留在原來的地壇小學裏讀初一，號稱“戴帽班”，上初二時才去和上一年級的同學在真正的中學會合。
當時正處於“文革”後期，鄧小平已經複出。父母這些國家機關的下放幹部已經從農村回到北京恢複工作。學校裏也早就經過了“複課鬧革命”，逐漸恢複了正常的教育秩序。我們作為第一屆五年製的小學畢業生，雖然因為中學沒有教室而隻能在原小學的“戴帽班”湊合著讀初中，但學校居然開始給我們開英語課了。
對於這一突然而來的正常秩序，每個孩子的適應能力不同。我父母“文革”期間去幹校，把我們兄弟三人留在北京，靠一位不識字的保姆照顧。當時父母的考慮是，農村太苦，我們三個在城裏長大的孩子怕是受不了。而且，因為父母在不同單位工作，被下放的地點也不同。父親去了河南，母親則在相當一段時間去了遼寧。三個孩子跟誰也不是。不過，這樣一來，孩子沒有父母監管，容易荒廢學業甚至學壞。我從小調皮搗蛋，上一年級時就曾試圖打老師，甚至有一次把老師氣哭了。放了學也基本上是在街上玩，根本沒有人管。小學畢業時，還隻能看連環畫，而且從來不看連環畫的文字說明。父母從農村回來後，單位裏非常忙，沒有心思過問我們學校裏的情況。大概他們很珍惜來之不易的“恢複正常”的工作機會，每天都早出晚歸。
在這樣的狀態下讓我學英語，實在是勉為其難了。記得第一次上課時，老師上來講:“Good
morning，boys
and
girls.”我們覺得她陰陽怪氣。當她試圖教我們A、B、C的發音時，全班都被那怪裏怪氣的聲音逗得前仰後合。我就這樣上課嘻嘻哈哈，回家也不見父母的影子(他們一般六七點才回來)，全放羊了。到了學期末，一次父親吃完晚飯想看看我英語學得如何，結果發現我一個字也不會。他自然大怒，逼著我補。這裏補充幾句題外話。他在抗戰前在老家河北新樂上了中學，學過幾年英語，據說已經達到了能讀《魯濱孫漂流記》的水平。這讓我對那時亂糟糟的中國的教育水平有些吃驚。父親的家境我不太清楚，大概屬於地主、富農之類，在當地有些名望。但聽父親說，那時這種富裕家庭，一年也難得嚐幾次肉味。他抗戰後下去發動群眾，宣傳蔣介石如何腐敗，最拿手的罪狀，就是蔣介石居然每天都吃蘋果!可見他那時窮得想象力有限。但是，這麼窮的地方，居然還有學英語的地方，似乎比現在中國內地農村還好不少呢。書歸正傳，他因為有從他一直譴責的“舊社會”帶來的一點文化遺產，就把40年前的記憶翻出來教我。經過這麼一個星期，我期末一考試居然還拿了九十幾分，連老師也吃驚不小。父母也由此鬆了口氣。
其實，這樣輕鬆地拿高分也隻能說明那時候學的東西實在簡單。第二學期，父親一忙沒有管我，我就又放羊了。等期末再一檢查，我又是什麼都不會。而他40年前在中學學的那點英語，也就夠教我第一年的。這次又逼著我連滾帶爬地過了關，然後他警告我:“以後再不自己學，我即使發現你不會也教不了你了!”可惜，我到了正式的中學照樣不學。他一氣之下，開始對我進行體罰。但是，越是體罰，我越是反感英語，嘴裏還振振有詞:“我長大又不當外交部長，學英語有什麼用?”這句話成了我們家裏的“名言”，大家常用來取笑我。不過，生活在那樣一個封閉社會的孩子，確實也很難想象如果不當外交部長學英語有什麼用。
1979年高考照顧到“文革”教學的不正常，規定英語考試隻按十分之一的分數算，即你得了100分就在總分上加10分，得了50分則算5分。這樣英語就無足輕重了。我因為早就放棄了英語學習，高考時在英文上完全是個“白卷先生”。記得當時拿到考卷，填上自己的名字，剩下的就一個字也不認識了。我按照老師的囑咐，在卷子的選擇題上瞎勾一通，居然蒙對了10個，正好在總分中加了一分。當年許多在各省市考了前幾名的學生，有不少也是這樣的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