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丹青
我喜歡赳赳。他不像個記者、編輯、撰稿人。要不是年齡
差異，他活像我的哪位中小學同學，站在弄堂口或者隨便什麼
地點，煽動他的厚嘴唇，隨口和我談起毫不相幹的各種話題，
彼此不必介意通常需要介意的世故。他好奇，聽到任何他以為
有趣、有料、有觀點的話，立刻跟進;他也容易感動，近年幾
個飽受嘲罵的電影，他看過，立刻來電話，唏噓慨歎，說他
哭了，要我也去看--正好我也是容易給電影弄哭的人，而且
真去看了--就這一層，他太不像記者了:如今各報記者多麼
有見識啊，能對一部電影輕描淡寫說兩句，不譏笑，已屬稀罕。
我不想說挑剔、挑刺、職業性冷漠等等是記者的通病，但赳
赳即便不做這一行，也會是個例外:他無可掩飾地善良、易
感--從七零後開始，性情單純的個例，而且過了而立之年依
舊單純，概率增多了--赳赳正是其中一位。
我也喜歡讀他的稿子。《新周刊》幾乎每期更換的話題，都
有他的議論，雖不免三二急就章，但一讀而過，我總能得到兩
項以上見解，使我想想，以為有識見，說得好。譬如他談論當
代藝術，不算批評，更不是捧場，卻也如我哪位聰明的同學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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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又如擅長評點事相的快嘴，忽然，說出精彩而有趣的斷語，
感覺很準確。太多了，以致我難以舉證，總之，反而在當代職
業藝術批評家那裏，我毫不記得曾經讀到過什麼可以稱之為意
見的意見了--赳赳是個詩人。這又是奇怪而當然的事:我知
道不少記者原是文學的寫家，或者詩人，為謀飯，出來記者一
下子，結果成了職業。我不懂詩，我知道赳赳給我他的詩集，
預先已經失望，不指望我能給予批評或叫好，但他還是怯生生
地，然而誠懇地--帶著大概詩人才會有的那種過時的誠懇--
將詩集遞給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