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大多數人希望未來中國經濟能擁有基於國內消費和多樣化的內部需求的新的增長模式，而不是現在基於出口和投資的超高速增長模式。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樣的希望是對的，因為支撐超高速增長的需求條件和成本條件有朝一日都是會改變的。
諾頓教授並沒有提到，多高的增長率是適度的，但適度增長模式是一種可持續的增長模式，它更多依賴可持續的需求條件，它的增長基於大量高素質的勞動力以及國內多樣化的市場需求。諾頓教授提醒，中國可能朝這個適度增長階段發展，但問題是，當這些需求條件和成本條件的變化到來得過快時，中國經濟是否能夠實現從第一階段到大多數人期望的下一階段的平穩轉型，是不一定的。現在，與很多人一樣，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對中國未來是否還能夠維持較快的經濟增長（比如8%）深表懷疑，甚至多有經濟學家相信，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動力基本已消失殆盡，如不進行政治改革，中國經濟的崩潰也在所難免。
這些悲觀的看法看上去的確與我們看到的中國經濟這些年來積累的一些結構性問題相吻合。但是，我一再認為，中國經濟的結構性問題總體上是被誇大了的。
諾頓教授在談到中國經濟的結構問題時提到的貿易順差數據是2007年。這一年，中國的貿易順差接近於GDP的10%，這是典型的異常值。事實是，過去10年來，盡管中國的出口強勁，但貿易順差占GDP的比重尚僅有3%左右，談不上什麼嚴重的結構失衡。
國內家庭消費的增長盡管慢於GDP的增長，但過去10年，兩者的增長率差距卻是一直在縮小的，到今天也隻有差不多1個百分點的差距。另外，考慮到未來40%的農村人口將湧入城市，未來20年的城鎮化過程釋放的投資需求依然巨大。
至於多數人對中國投資效率的批評言論，我認為也需要謹慎些。我與中歐國際工商學院（CEIBS）的朱天教授最近的一個計算多少讓我們有了些信心。中國過去20年間平均的增量資本產出比（ICOR，也就是平均投資率除以平均增長率）是4.06，比1981年~1990年3.86平均ICOR隻是略有上升。要知道，做到這一點是非常不容易的。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和人均收入的上升，ICOR一般都會上升。
我們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計算還發現，高收入國家作為一個整體在上述兩個十年間的ICOR分別是6.32和12.62，豈不是上升得更多？而相比之下，中國的投資效率的變化總體上卻並不大，絕對水平值更低。這一結果其實是很容易理解的，因為不然的話，我們將無法解釋過去20年中國何以保持年均10.5%的增長率。因此，我認為，謹慎對待中國經濟的未來是必要的，但過於悲觀是沒有道理的。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