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先生指出，中國長久的苦難——饑荒、水患、疫病、生命和財產的毫無保障，前三種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預防，對於國勢不振，它們是次要原因；中國的一切災難隻有一個原因，那就是，普遍而又有係統的貪汙，它也正是產生前三種災難的原因（參見全集，一卷，87～89）。
這些事情絕不是中國的自然狀況或氣候性質的原因，也不是群眾懶惰和無知的後果。懶惰和無知也是促成這些事情的原因之一。但懶惰和無知本身很大程度上也是官吏貪汙所造成的結果。
這些判斷比胡適之輩不知高明多少萬倍。
早期最得力幕僚——朱執信、胡漢民、汪精衛
中山先生雖以幕僚麵目走向社會，卻終因社會情緒大為不堪，腐敗彌漫，荊榛滿目，至難進行。先生感慨風雲，悲憤時局，乃毅然變更途轍，挺天縱之大聖，而為有史以來中國民主革命之精神領袖。逐步地，在先生周圍，又聚集起誌行堅毅、學問湛博的一批青年幕僚，作為先生的助手，負劍海國，戎馬倉皇，孜孜矻矻，推動中國革命，向皇權專製發起了總攻。
日本誌士對中山先生傾心拜服，“孫逸仙之為人，誌趣清潔，心地光明，現今東西洋殆無其人”（《孫中山年譜長編》，341頁）。同樣，這批青年誌士，仰慕先生人格高風，咳唾珠玉，以親接謦欬為榮幸，願以頭顱頸血，追隨先生革命。
他們從長久的曆史、如磐的現實深知無法進行些微的改良，因所謂改良，無異與虎謀皮，隻能說而永不能行，必以鮮血洗滌人心，予社會以當頭棒喝。他們在先生周圍，傾吐胸臆，指畫大計，扳談經旬，日夜不厭。
孫中山的旁邊助手很多，早期最重要的就是朱執信、胡漢民、汪精衛這三個人，他們是孫先生手下最得力的幹部。《馬君武集》說，他們三人中，先生最信任朱執信。執信長得身材矮小，從外表看去像一個弱不禁風的書生，但是他非常聰明，理想也很高。商量事情的時候總理對胡漢民他們還常有爭論，但是對朱執信則不然，不管什麼事，隻要朱執信一講就行。他的膽子也非常大，自己率領數百兄弟攻打虎門炮台，同時也在戰鬥中壯烈殉難。朱執信先生有言：“人類更高級之感情，果何所求乎？曰：自由光榮之生，心安理得之死。”
孫先生的坦蕩襟懷，是袁世凱都不得不承認的。
孫先生的助手或幕僚中，他們是中西文化相摩相蕩中造就的一代知識分子，絕非北洋政客可以望其項背。
他們和北洋幕僚的重大區分乃是後者長於機變，頗識權謀，甚至務為欺淩，包藏禍心，當其以武力世紀控製行政係統之際，那就不惜為鬼為蜮，翻雲覆雨了。聲色貨利、政以賄成是其最後的依歸依托。
而孫先生的助手們，受其影響，哪怕齧雪咽旃，總保持大節的偉岸。
二次革命後的軍政府時代，當孫先生、胡漢民移往上海後，馬君武等留廣東，以譯西書、飼家禽過日子。1919年9月，馬君武致胡漢民函件：達爾文《物種起源》譯成已久，無資付印，在此兼養洋牛，費去三千元，無利可獲，養雞十餘隻，連日為碩鼠偷其四五，昨夕夜深聞雞呼救，點燈視之，又少一隻……
胡漢民複馬君武函，則全用他並不擅長的白話文字，像書法中的童體，頗有稚趣：來信和大作收到，仲愷、執信都歡迎到了不得，現第三期業已交去，你的大作隻好留在第四期……可憐現在社會，難道哪一個不怕米貴，但是民食問題都還沒有人想辦法解決……你又是一個喜歡研究進化論的人，我唯有禱祝你加工竣稿出版，大家就有好書看了……
馬君武，1916年7月30日代表孫中山會長在中華民國鐵道協會歡送國會議員大會上作演說，他分幾方麵闡述：
闡述了孫先生的鐵道思想實行的主要障礙；出口、進口貿易的多寡受交通製約的關係；五年來鐵道建設所受北洋官僚的壓製，債務轉嫁人民頭上的禍端；孫先生寄望於國會種種……
全文僅八九百字，頭頭是道，援筆成文，具立言不朽之意。
1925年3月12日中山先生逝世，當時中國最大的報紙上海《申報》評論說：“中國數十年來為主義而奮鬥者，中山先生一人而已。中國政界中之人格，不屈不變，始終如一者，中山先生一人而已。”接近75萬人前往當時的公祭地點北京中央公園追悼。